十岁那年的盛夏，我上小学三年级，也正是“文革”运动最凶猛的时期。

一天早晨，我去上学，离教室还有几步远，就听到里面乱哄哄的。当跨近门槛的瞬间，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同学们的眼里闪着奇异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愣住了。

我忐忑不安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发现书包不见了，我抬起头问周围的学：“谁拿我的书包了？”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问同桌的她：“我的书包怎么不见了？”

她说：“同学做值日的时候有人翻看了你的练字本，发现里面写了反动标语，交给老师了”。

我腾地站起来叫喊着：“什么？我写反动标语？”这喊声，似乎凝聚了我全身的气力在山谷里回荡。

老师走进了教室。她站在讲台上，目光极其严肃地巡视着全班，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接着用坚定而愤恨的声调对我说：“你马上去学校教导处。”

教导处的张老师从文件柜里取出我的书包，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硬皮的练字本，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大声训斥道：“你看看，你都干些了什么！你知道吗？你写的是反动标语！”

我站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两条腿不停地哆嗦着，眼泪遮住了视线，看不清楚练字本上写的究竟是什么。

“中午放学回家，叫你爸爸下午到学校教导处找我！你先回去上课！”

我浑身颤抖地回到教室，坐在座位上仿佛是在发高烧打摆子，黑板上的字模糊不清，脑子里闪现的都是练字本上麻乱的钢笔字。

我不敢抬头，痛楚的泪水不停地流着。课间休息时，我没有勇气离开位子，以前和我很好的同学不敢和我说话，在远远的地方指着我小声地说：“他是反革命。”

爸爸在北京军区一家军工厂当工程师，妈妈在工厂里的资料室工作。通向军工食堂有一条水泥铺成的道路，路的两边是高大的柳树。我远远看到，爸爸和妈妈站在树下端着饭菜焦急地等着我。

“怎么回来这么晚？”爸爸问我。

“老师说、说我写、写反动标语，还说我是、是反革命，让您下午去学校一趟。”我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对爸爸说。

爸爸半天说不出话来，牙齿咬得“咯咯”响，我分明看到他大睁的双目红红的像是在喷火。突然，爸爸挥起强壮的手臂、抡圆了硕大的巴掌，朝我的脸狠狠地扇下来，只听到“叭”的一声脆响，我倒在了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路面，一股鲜血顺着头发流淌在脸颊。

妈妈急忙放下手中的饭盆，一步冲在我的面前，用手绢按住伤口，把我搂在怀里大声哭喊着：“小鸥！小鸥！”

我用手按着手绢，恍惚地站起来，只觉得左脸火辣辣的又疼又烫，耳朵里吱吱的响。爸爸拣起掉在地上的衣服，转身去了学校。

当时爸爸正被单位打成“走白专道路”的走资派，高音喇叭每天在广播批判爸爸的文章，大字报也贴到了家门口。在这紧要关头，我又出了此事，很有可能会让他人认为是爸爸指使我这样做的，爸爸能不急吗？ 

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与学校谈的。第二天上学，老师在班里对同学们说：“是人民内部问题，已经处理完了，同学们就不要再议论这件事情了”。

可是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同学接近我，与我一起玩。关系原本就不太密切的同学，也趁机攻击、漫骂、殴打我，有的还向我脸上吐痰、揪我的头发、撕我的衣服、在我身上贴写有“反革命”字样的纸条、用圆珠笔在我雪白的汗衫上画“王八”。那时节，我的作业本和课本上凡是写有我名字的地方，都被同学打上了叉子。我从来不敢还嘴还手，只是在心里痛苦地忍受着。

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当我拿起笔写字，手总是不停地颤抖，每次写完作业后，总要睁大眼睛仔细地检查十几遍，恐怕再写成反动标语。

直到小学五年级，换了一位新老师，她发现我很聪明老实，字写的很漂亮，画也画的好，就让我当班长。我对老师说：“我不当，因为我是‘反革命’。”老师大笑着说：“小孩子哪里来的反革命，让你当，你就当，听我的”。

由这一刻始，我的政治生命才真正成为了一个“革命”者。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抱怨过父亲，即使那流淌的血迹依然鲜红。这一记耳光，把我的学习成绩从每次考试的六、七十分，扇到了全校的前三名；以前做事很粗心的我，在这一记耳光的脆响中，学会了认真对待面临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人的一生是少不了震撼灵魂的警醒的。一记耳光，一句刺人的善意咒骂，一次刻骨铭心的伤痛，一起事业上的失败，一段情感上的失落或者一出意想不到的灾难，都会使精神得以升华、意志得以磨练、勇气得以增强。

人的一生少不了受挫折摔跟头。摔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站不起来；更可怕的是在同一个位置摔几次跟头。

一个人只有当他灵魂真正撼动了、刺痛了，他的智慧才能被空前的发掘。人一旦变得清醒、理智起来，他就一步步靠近了成熟和成功。

这一记耳光，与其说是打在我的脸上，倒不如说是猛击在我的心头。

注：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练字本上写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