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飞往北京的班机徐徐降落在首都机场。我站在出港大厅的中央，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手中高高地举着一个木牌：接高桥女士。 

半个小时过去了，出港的人们陆续的走了出来。眼前呈现一派动人的场面：有的和前来迎接的人们热情地拥抱，有的亲密地握手，此时有鲜花、有笑声还有泪水…… 

人们散去了，眼前空荡荡地，好象就我一个人站在那空荡的大厅里，我焦急地等待着。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女子右手指着我手中的牌子，左手搀扶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我快步走向前和他们问候，那位女子对我说：“我是高桥”，侧过脸看着那位老人说：“他是我的父亲”。我和他们父女俩一一握手，说道：“欢迎你们来中国北京”。 

我开着汽车，高桥女士和她的父亲坐在我的身后，为了让他们观赏一下北京的夜色，我有意识地拐了个弯儿，多走了一段路，上了长安街。当汽车路过天安门的时候，我将车速放慢，指着窗说：“这就是天安门，那是大会堂、纪念碑、博物馆……” 

当我们到达香格里拉饭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给他们安排好房间，高桥女士进洗浴间淋浴去了。老人拉着我的手，他的神情显的很激动，让我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眼前的这位老人。他个子很矮，瘦瘦的，头上的白发所剩无几，面色黝黑，深深地皱纹仿佛是岁月的沧桑刻在了他的脸颊，嘴角微微下垂，还不时的用手绢擦去从嘴角流出的口水，面带微笑，和蔼可亲。 

我倒了一杯茶递给了老人。“您是第一次来中国吧？” 

“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来中国。”他一边回答一边擦着嘴角。 

我漫不经心地说：“哦，您是几年前来过？如今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几个月就要换一张地图。” 

“我是六十年前到过中国，北京是第一次来”。 

我端起杯子喝茶，心里在想：六十年前是什么时候？忽然，我的大脑猛然清醒，六十年前，那不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那时他来干什么？会不会是杀害中国人的侩子手？！我立刻放下茶杯，双眼凝视着眼前的这位老人。 

我追问道：“那时你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来做什么？” 

“那时，我是在汉口修筑铁路，就是那条京汉铁路。” 

“当时您是军人吗？” 

“是的，还是一个少佐” 

顿时，我的脑子里嗡嗡地作响，脑浆子都要蹦出来了，一股热血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进房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凉气。 

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我躺在床上几乎一夜没有入睡，脑子里闪烁着一幅幅画面：那在日本兵的铁蹄和皮鞭下的中国劳工，那惨死在刀枪下的骨肉同胞，那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人们…… 

第二天的早晨，我到饭店接他们去八达岭长城。一路上我默默无语，仿佛身后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就是几十年前曾杀害中国人的侩子手，我怎么能心安理得的让他们坐在我的车上呢？此时，我真想把他们拉到《抗日战争纪念馆》去，让他们 好好的受受教育。

三天的旅游，他们父女俩是快乐的，可是我的心情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沉重。吃过午饭后，老人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我是否杀过中国人？” 

“我是这样想的！”我点着头。 

“那时候我是一个工程师，也是被抓去当兵的，到中国之后让我负责铁路工程的设计。我向你保证，我真的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但是我目睹过残杀中国人的情景，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我那时是个军人，我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这次来中国我有一个请求：请你带我去一次《抗日战争纪念馆》，我想为死去的中国人献上一个花圈，让我为这场战争做一次悔。” 

雨萧萧，风萧萧，偶尔伴随着阵阵的雷声。高桥父女俩站在雨中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巨大的建筑《抗日战争纪念馆》。 

步入展览大厅，高桥父女一边看一边听着我的讲述。我从北“9.18事变”隆隆地炮声，讲到“宛平事件”的卢沟桥枪鸣；从拿中国人做实验的“731细菌部队”，到死于“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从两个日本兵砍杀同胞头颅的比赛，到用刺刀挑出孕妇腹中的婴儿，老人再也无法抑制此时的情感，眼睛里涌出了一串串悔恨地泪水，嘴里叫着：“这是犯罪！这是犯罪呀！” 

高桥女士也被这惨绝人寰的场面惊呆了，她的面色苍白，浑身颤栗。因为，她的确不知道她的父辈们，曾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所做的一切。 

在大厅的中央，摆放着高桥父女献上的一个大花圈，花圈的一条挽联上写着：我要和平，不要战争；另一条挽联上写着：一个日本老兵的忏悔。 

雨萧萧，洗不掉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罪行，洗不掉民族的耻辱。风瑟瑟，不能扶平心灵的创伤，也不能吹散心头的阴云。 

在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日月慢慢地流逝，国力逐渐的鼎盛，可我们决不能淡忘了中华民族被侵略屈辱的历史，我们决不能让人类付出沉重代价的战争悲剧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