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时真的很痛苦。我很想说一说我自己的故事，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的故事，不是想吹自己，也不怕人家笑话。

    1988年我从师范中文专业毕业就分配到镇江九中工作。学校在镇江城的东面的九里街象山，是一所城乡结合的学校。不过，我认为80年代末的镇江，城里乡下，其实非常的乱，人也比较邪乎，而且不讲理。这一代人都是从文革过来的，不少学生的父母就是当年镇江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生。所以骨子里邪乎呢，根本就不讲理。有人戏言，九里街象山一带的村民多是国民党时期打家劫舍土匪的后代。土匪多是国民党部队被共产党打败了的散兵游勇。物价也是一天一个样，可谓物价飞涨。此时国家正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人们经常在大街上抢购物品，反正，只要听说什么东西要涨价了，老百姓就开始上街抢购什么物品。接着政府就在各种媒体上辟谣，申诉说绝无此事。但不久，果然谣言中的物品的价格就上涨了。

    中学里许多人都不想当教师。学生也经常在外面打群架。我亲眼见过一回打群架的场面，双方打得都很凶，只见铁棒乱舞，砖瓦横飞。不久就听到有人高喊，派出所的来了，于是打斗的人就如惊弓之鸟，作鸟兽散。一溜烟便没了人影子。打架的双方多是学生模样的小流氓，且男男女女都有，其实是一些社会的无业人员，或是失学的学生，也有逃学的孩子。总的来说，文化层次较低，素质也不高，思想品德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习成绩比较差，有的好吃懒做，有的还是惯犯。也有的父母素质不高，单亲家庭或有其他的作风问题等等。他们的衣服多是一些奇形怪状的，走路总是横行霸道，吹着口哨或哼着小曲之类。也常听说什么人脑袋给什么帮派给打破了，或什么人的脚筋给什么挑断了，或什么学生在外面偷窃给派出所的人给扣了。

    本人接手的两个教学班级是所谓的差班。班上差生多，常有失窃或内外勾结的打架斗殴事件发生，整天就为处理这些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就无心教学。班上纪律比较混乱，语文上的不咋的，加上年轻气盛，又冲撞了领导。此鸟领导心胸也不博大，就找了个借口，说我得罪了润州区某个语文教研员，将我的语文课停了。现在想起来，实际上是给我小鞋子穿。88年毕业，教了4年语文书。没有语文课上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也没有人给主持公道。一个教师在学校里没有书教了，意味着什么？这是92年夏天的事情。但92年还没有下岗之类的话，最多是将你下放到农村中学去。可是九中并没有将我差到乡下来，让我干什么？做学校的物资保管员，什么是物资保管员？实际上是勤杂工，管理什么，笔墨纸张，板凳桌子。不让上语文课，干什么？给学校卖浴票，卖饭票，给课桌板凳编号。一个堂堂的大专毕业生就在学校做这些事情，你们说我的人生完了没有？想想要不要哭泣？

    21岁分配来学校工作，到92年已经是25岁了，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你们说还有哪个城里的姑娘嫁给我这样子的教师？对象是谈一个吹一个，为什么？人家一问我这样的情况，能不吹灯拔蜡不？一年一年，光阴似箭，到29岁也没谈到对象。这已经是96、97年的事情了。你们说我恨不恨狗娘养的学校领导？我到30岁，被家里的父母急得不行，在农村找了一个对象，结婚生了子。不然，我就得打光棍，我又没有那样的勇气来面对。所以，现在老婆是农村姑娘，没有正式工作，只好在本市的一家私企打工，收入非常有限。小孩子大了，要吃要玩，现在上幼儿园，马上就要读小学。家庭就靠我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幸亏这几年教师的收入高了一些，但小日子还是过得穷巴巴的。

    有人常问我你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学校不让你上语文课？而会让你代生物课，做一个生物教师？我真是一肚子苦水没地方说。92年一年没有书教，就干那些杂活？又不敢辞职不干了，更不敢去闯深圳特区，主要没那个胆子和勇气，只好硬着头皮做那些不识字的老头老太也能做的事情。
    93年学校一个生物老教师要退休了，可是还没有等得及他退休就生了病，住了院。这一住院就是一个月。生物课就没有人上了。学校从象山农科站找了一个学农艺的小姑娘来代课。她代了一个星期的课，大概是实在代不了，也不来了。为什么不是教师，课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学校的生物课第二次开了天窗——没有人上课了。生物课虽然是副科，但它是理科，不同于文科的历史、地理什么的，可以读读书，一是别的学科的老师不愿来代生物课，二是也不是一般的教师都能上的。一时间没有上课了。狗娘养的学校领导这才想起来想我这个给学校卖浴票，卖饭票，给课桌板凳编号的语文老师，我落泊到这般田地，也是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想想有课上总没比没课上要好吧，也就认了。

    当天，学校教务主任急吼吼的找了一个生物书和一本与生物配套的教学参考给我，就让人顶窝补缺上岗了。这是93年上半年的事情。一个在学校卖浴票，卖饭票，给课桌板凳编号的语文老师，现在我又重新上岗了，可是上的不是语文课堂，不是拿起了语文书，走进语文课堂，而是拿的一个可笑的生物书和一本与生物配套的教学参考，还有一个大大的、怪怪的植物根尖的教学模具和一个植物根尖的教学挂图。初一的学生不认识我这个在学校卖浴票，卖饭票，给课桌板凳编号的语文老师，也不知道我姓什名谁啊，就喊我“生物老师”。

    我的个老天哪，我是学文科的学生。大学中文系学的所有专业知识中，没有生物学的内容，就是在中学也没有太多的学过生物学。因为文科的学生在80年代，高中是不开设生物课的，就是初中学过一年生物课，还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学的。一个初中顽皮的小男生，会听多少生物课？虽说21世纪，生物学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即便如此，现在的学生也不重视生物学。80年代中期的学生就更是如此了。

    到93年，我的初中生物学知识，从我的初中到93年的初一年级，我早就忘记得狗日大干净了。可以这样说，我现在连生物学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可谓一窍也不通，就这样，我还是成了一个水货的生物老师了。诸位说滑稽不？可笑不？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第一节生物是怎么样在40多个孩子眼前，滑稽而可笑的表演结束的。我应该感谢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没有将我轰出教室和讲台。看来我的上辈子还是积了德的，一定是这样的。不然的话，那些孩子是一定会让我非常丢人现世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一个连狗屁也不通的人，在教他们学习生物课，生物知识。

    命运它就是这样地在和我开玩笑，命运它就是这样地在捉弄着我。而我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我又不能搬起石头砸天去，或者和那些狗娘养的学校领导们拼了。我不是不知道他们在整我，我不是不知道他们在修理我，给我小鞋子穿。但对于一个普通教师，你又能怎么样呢？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厚着脸皮跟自己的老父亲开口，让他老人家弄了一些好烟和好酒，乘过大年的时候给一个主要X校长送礼，悄悄地送到他的家中去。希望他能给我语文课上，就这样连续送礼送了3-4年，可是这个***领导礼照收不误，就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仍然没有语文课上。我的人生就是这么的背气。

    这生物课我一教就教了10多年，一直教到现在。原来一窍也不通的人居然也让我这个倒霉蛋瞧出了一点门道来了，由一个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也能发表生物学方面的文章，甚至于还发到了全国生物学的专业核心期刊上。这里面有许多有趣的事情。记得93年，镇江市教研室的沈君到九中搞生物调研，那时我刚教生物，真正是一窍也不通，听说她要听我的生物课，吓得我不敢进教室了，只好由一个英语教师临时上我的课，弄得沈教职员莫明其妙地听了一节英语课。事后，大家在教师办公室里都暗自好笑。可我当时实在没有办法啊，九中的领导也知道其中的缘故，也没有追究这样的事情，因为校领导也知道我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货色。我们居然敢捉弄起市里面的教职员来了，狗胆也太大了！

    不过我虽然不敢在教职员面前上课，虽然有一年多没有可毕竟是当过四年语文老师的经验，对付几个初一的小毛孩子，应该说还没有太大的屁漏出。从93年到97年我都是默默无闻，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脚下的路在何方？婚姻大事没有着落，事业上也没有出路。除了学校里的死工资，再也没有一分钱的外块。穷得是钉铛。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1967年生的，到1996年就是30岁了，俗话说三十而立，可30岁的我能自立了吧？没有。我现在的妻子是95年和我谈对象的，谈了两年。到97年正好学校里又有房子分了，地点不好在花园新村，单位里的人都不肯要，但我要了，因为我要结婚了。家里拿了五万元钱给我买了现在这套花园新村山顶上的，被教师戏称为布达拉宫式的房子。布达拉宫式的房子为二室一厅，有76平米，对于我来说已经奢侈了。不过布达拉宫式的房子也并不争气，2004年夏多雨，造成地质滑坡，事情一直闹到市政府，实际是上访市政府，僵持了3个多月才真正解决问题。

    97年9月29日才正式结婚。97年其时我是30周年，虚31岁了，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大龄青年了。婚事自然借着国家的法定假日7天，放在10月国庆节来办理。
    哈哈，31岁了，我终于结婚了。我终于成家了。可我又敢说立业了吗？

    连续送礼送了3-4年也不能解决，我知道已经没有指望了。老家伙X校长也退休了。临退休之前，算他开恩给予我一次机会，京口区政府办公室要在九中招一个秘书，让我和另外一个政治教师一同去应聘。到了京口区政府办公室才知道是在区内内招办公室秘书。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实际上是三个人选两人。还有一个是汝山中学的一个语文教师。应聘的当天是96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的炎热。我特地从大市口买了一身新衣服，又打的赶到区政府的会议室准备应聘。京口区政府的组织部长是一个女部长，特地看望了我们，说了几句慰问人的暖心话。但她究竟说了什么，我已经不知道了。可是命运再次愚弄了我，三个人偏偏就我一个人落选了。他*的，真是寡妇死儿子了。我又一次没有了指望。

    此路又不通，我该怎么办呢？从95-96年主要任务是谈对象，97年一年是准备结婚。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96年我看到形势已经不对头了。单位上的教师纷纷参加各式各样的考试，我也和其他教师一起参加南京师范大学中文本科的函授考试，可是命运再次不济。我又没有考上，因为毕竟那么多年不教语文课，就凭师范中文大专那点老底子，知识早就淘汰和不行了。98年我在万般无奈之下，报名参加了中文专业教师专升本自学考试。应该说教师专升本自学考试是比较难的一种，可它入学的门槛比较低，我也就不去管它了。98年我已经是32岁的人，明显感到自己的记忆能力已经不如学弟学妹们，虽然也有个把个比我年纪大的学员。教师专升本自学考试在本市有一个授课函授点，在原健康路的高专里面。可函授的时间是安排在每年的寒暑假。天不是最冷，就是最热。我不敢懈怠，再冷再热都去听课。三年来风雨无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锚足了劲用了三年的时间，一口气将教师专升本自学考试中文本科的文凭拿到手。有了中文本科的文凭，那些狗娘养的学校领导们应该考虑给我一些语文课上了吧？再说我也已经到申报中学教师中级职称的年龄，可是那些狗娘养的仍然不安排我上语文课。
    对于那些狗娘养的，我再一次深深地绝望了……

    可能有些网友觉得我的语言是不是有些不堪入目，一个中文系的人怎么会使用如此低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个人那点私心杂念。读者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你们说我应该感谢谁给了这样的人生际遇。我的人生轨迹因此完完全全发生了扭曲和形变，它让我彻彻底底的绝望了。你们说一个在学校卖浴票，卖饭票，给课桌板凳编号的语文老师，他的人生出路又何在呢？读者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是让我就认命吧。但我于心又何甘呢？一个25岁的大小伙子，一个刚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轻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倒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于心又何甘呢？10多年了没有语文课上，说实在，纵然是一个再什么才干的人，一个再什么才华的语文老师，他的青春和生命也就没有了，就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具，再也不会发出半点光和热了，而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盏灯，一个发不出半点光和热的灯。再说，又有几人的青春和人生能经得起长达10年的浪费和甘耗呢？

    有时我想，谁来对我的生命负责，谁又真正地关爱了我的生命，而又将对谁负责？我只有一个人无助地继续前进，面对的一个人的风风雨雨，继续艰难地前行。在这10年中那些曾经害过我的人，我将目送着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学校，虽然有的现在还在，但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我总会比他们年纪要年轻的，我会一个人一个人地看着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不能报复他们，也不想报复他们，但我希望苍天会有眼的，他们及他们的子子孙孙或许会遭到上天的报应。即使我将来死了，我的灵魂也会诅咒这些恶人所作的恶事的，让他们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在天国，他们的灵魂不会得到任何的安宁。

    98年我的教师中级职称没有评上，因为我也实在拿不出半点成绩出来，难道这都是我的错吗？88年就毕业了，到98年就是整整10年了。其间只教了4年语文，然后，就被人打下了冷宫，就像过去的皇帝将某一个所谓的罪臣打入死牢，并诏示天下——此人永无续用，而我就是这样一个罪臣。因为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语文教了，可能也永远不会有语文课上。98年我的教师中级职称没有评上，到99年我准备了一些材料，我知道那些申报材料其实是狗屁也不通的材料，是糊弄评委官们的，我哪里还有什么资格申报教师中级职称呢？但我这么年轻，这么辛辛苦苦的读书，毕竟是十年寒窗啊，你们大家凭着自己的良心说，我容易吗？我于心又何甘呢？

    看来我的上辈子还是积了德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些职称评委没有和我认真，才将我的语文教师中级职称通过了。也有领导对我说，我的职称通过完全是他们给我说情的功劳，这个情我领了，我认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又何尝要让人说情才能将自己的职称问题搞定呢？大家都知道，职称评定晚一年个人的经济损失是多大？跟我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人家97年就上中级职称了，我又何止晚了一年，这个工资级别将一直忑下去。这个损失将是永久的，永远都无法弥补了。在中学里，一个主课教师和一个副课教师一年的收入差多少？我已经没有办法来统计，到现在我已经是10多年不教语文了，我的经济损失又是多少，我实在是无法计算了。事业上的挫折带来婚姻家庭上损失，我的经济损失又怎么样来统计？我真的不敢想象。

    我现在是一个40岁还不到的人，但我的头上已经有白发了。也许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坎坷，是的，也许是这样。悲剧是自己酿的酒，当然要自己来品尝。但那些害过我的人，他们及他们的子子孙孙，总有一天也会受到苍天的惩罚的。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虽然我不相信什么鬼什么神的，虽然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因果报应，但我至少现在宁愿唯心地相信它们的存在，好给这些恶人以所应。我是中文系的毕业生，我相信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增长，随着我的文笔更加的辛辣无比，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文笔将这些害过我的人，像上帝惩罚犹大一般，将他们一个一个恶狠稳钉上文学的耻辱柱，让他们高高地挂在城墙壁上天天示众，让人们也来认识认识这些恶人的名字，这些恶人的下场。我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从2000年以来，我已经有文章陆续在全国的报纸、杂志等媒体上发表了，市级的，省级的，还有国家级的，我相信我现在还不出名，但总有一天，我会有这样的能力的。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悲剧是不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更不敢说它是当代教师人生悲剧的一个缩影，但相信一定会有教师有我这样的悲剧，因为就在我的单位我就看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他们被弄到农村中学，有的被调到校办工厂里去，甚至还有人被学校弄去作学生宿舍的管理员或教务员什么的，也有的到阅览室或图书馆当管理员，这些人大多是教师，但只是名义上的了，实际上已经没有课可上了，或许工资和奖金并不少。可对于一个在学校工作的教师，一个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的脸面上一定是无光的，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一些领导是不会真正地将他作为一个教师，或一个真正的人来看的。可能这样的情况在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的，认为他们是不能上课的教师，或是一些对学校领导来说是无用的人了。

    可我要说能当教师的人，他们都还是有才的，有的人换了一个环境不是干得挺好的，到别的学校遇到不同的领导，也被提拔重用了，九中以前就有一个教师到丹徒中学人家不是也当上教务主任了。九中还有一个教师在学校里是混得一踏狗屎，现在不也当上某某局的局长了。他们要是还在九中的，会有今天的日子吗？也有人在九中连一个中层干部也不是，调到别的学校现在已经是那里的一把手校长了。

    其实教师中决不缺乏人才，缺少的仅仅是发现。今天中午在家中瞧电视介绍美国名将巴顿将军，说到他的传奇人生和威名显赫的战功，是二战中任何一个美国四星级上将无法比拟的。他的职业军人生涯的开始，之所以有如此的辉煌战绩就得益于一个好的发现人才的伯乐，这个伯乐就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马歇尔，没有他的提拔和重用，没有他的力排众议，这个没有上缰绳的巴顿将军就不会有他今后的辉煌。所以说，一个伯乐成就了一代名将。
 
    现在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文人，只有手中的那支笔的话语权还是我的。我只有用我手中的这支笔来展示我自己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了。毕竟有中文的底子，毕竟我还读过10年的书，我相信我教书教不好，但我手中的这支笔还是能写的。我能写别人所不敢写或不愿写的东西。人生到这般田地，我是死猪不开水烫，我也不怕再次被别人打入冷宫里去。再说我发表的文章也不是托什么人走后门的，反正编辑部的编辑们，他们又不收我的钱，相反他们要用我的文章，就要寄稿费来给我。我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我毕竟长达10年不教语文了，要来写语文专业方面的文章，我已经写不来了，因为文章的创作来源于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的泉源了。其他方面的文章，以我的小聪明才智，还是可以写一写的。因为我一眼就洞穿了其中的奥秘，瞧出了其中的门道。

    我虽然对于生物学是一窍不通，但对于一个教了十年生物的人来说，再不懂的人此时也会明白其中的奥妙所在了，再加上我的中文本科的底子，所以我只要是能想到的，有什么不能写的？学文科的人其实也是可以搞科研的，对于我来说，生物科研也决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但我必须学会用理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问题，可是一个学文科的人，他的文字功底再好，要真让他不用形象的思维，艺术化的眼神来看问题，有时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从来也没想过，他所学过的一切的知识，在踏上工作岗位四年以后，变得一无是用了，而从零开始重新来学习生物学方面的知识，然后再用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来教他的学生，这是我今生今世，即使是做梦也从来没有敢想过的事情。
    但我的人生竟然是这样的荒诞不经，可能即使在全省或是全国也不会找出第二个语文教师教生物的例子来吧？当然我没有调查研究过这样的事情，仅仅是信口开河而已。但愿全省或全国不要有第二个zhesue。我已经非常的不幸了，坚决不能再有第二个我了。

    从98年底，我开始意识到电脑知识的重要性。我在本市找了一家电脑培训中心参加了它的培训班学习，它使我获得了最基本的电脑使用知识。在我单位上，和我同年龄的人当中，我现在的电脑水平，应该是最棒的，后来我还写教育信息化方面的论文，一炮就打响，发表在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刊物上，而且还连续发表过两篇，都是国家级发表，都有稿费寄过来。不过，现在我对这方面已经不太感兴趣了。2002年我还做过生物教学课件，在本市获过三等奖，同时我还意识课件比赛本身的新闻价值，又立马写一个新闻报道寄《中国计算机报》，也发表了，也是国家级的新闻报道。当然也是有稿费的，好像是80元，虽然不多，但它意味着我有方面的能力，这就足够了，我还能要什么呢？后来我将这个情况写信告诉当时镇江市电教馆长，这条新闻也同时在刚刚成立的镇江教育新闻网上刊载出来。
 
    2002年除了写一些文章，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做什么呢？我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带一次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就向镇江市科协的同志咨询情况。后来他们提供了一些资料给我，让我自己来拿，主要是一本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的书和一张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的光盘。但学生科技竞赛虽说是教务处或教科室同志的事，然而，在九中一直是政教处的一个同志负责，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惯例，这一档子事情就由政教处来负责了。而当时的政教主任——他其实并不想让我来搞，可他又实在比较忙。在我积极主动的申请，也就同意放权给我搞这一件事情。这事情就这样被我搞定了。

    一个文科老师带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最主要的是不熟悉比赛的内容和规则。我又邀请了另外一位老师参加，和她一同合作来进行。这个教师以前也搞过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虽然她是一个女同志，可她的思维却像一个搞科研的人，思考问题也是比较慎密的那种，她写的生物论文也常有发表的，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辅导学生合作方面大家都比较的尽心尽力，也吃了不少的苦。然而，带学生比赛真的不好说，不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有时处决于方方面面的因素，特别是选的学生苗子，他们的基本知识和心理素质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用那个政教主任杨的话说，苗子选对了，比赛的成绩就有了。这话可能一点都不假，我们也是比较运气，在本市比赛，我们压过大市范围内除丹阳和扬中以外的几所学校，跌跌撞撞就闯进省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的赛场。这是2002年10月中下旬的事情。

    到11月我们要带学生代表镇江市到省城南京比赛，比赛的费用带队教师要400元钱用食宿，而学校又不同意出这笔钱。11月份正好是学校期中考试的时间，竞赛选手可以不参加期中考试，但我不行。学校还要我监考，两个辅导员一个都不能去南京，只好由镇江市科协的同志带队去。竞赛选手是比赛前一天的下午到南京的某宾馆报到的，第二天才参加正式的比赛。我就把市科协的同志的手机要了下来，在比赛的当天不断地给南京打电话，询问学生选手比赛的进展情况。那边说第一天的比赛情况不错，在全省还处在领先的水平。这一下子有戏了。我将这个情况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领导这才同意我到南京去瞧一瞧。我把这个情况又向校教务处的同志说明，由教务处出面将我的监考任务安排给别的老师。我才马不停蹄地从镇江南门快客站赶往南京。到了南京又叫了一个的，直接赶到省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的地点——省科协所租用的一个比赛宾馆。

    省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由《科学大众》杂志社协办的，此前我也给《科学大众》杂志社寄过稿件，均是由一个叫马立涛的主任编辑录用我的稿子。白天，我在宾馆四楼的比赛现场观摩比赛，到了晚上下到一楼的餐厅用就餐。镇江市到南京比赛的还有丹阳、扬中和句容的选手，我们九中实际是代表市属中小学的，因为每一支到省里来比赛的队伍，都由一名小学生和二名中学生组成的。而我们队实际是由京口中学和句容实小一个小学生组成的。
    白天大家都分散在各处观摩比赛，所以我也不知道镇江一共来了几个人，晚上大家坐桌子吃饭，一围下来有14个人之多。一个桌子怎么都坐不下来，我就和丹徒县教育局办公室的一个同志主动站起来，让到另外一桌人那里。只知道人家是东道主南京人的桌子，人家也比较的客气，大家互相谦让了一回，也就各就各位了。谁知我一坐下来就坐到了《科学大众》杂志社马立涛主任的边上。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那个很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就是马立涛。只是大家喝酒，各自礼貌地介绍自己，马立涛小伙子介绍了，他就是马立涛。我原来以为马立涛一定是一个老家伙，不曾想到他竟也是一个年轻人。
    呵呵，马立涛主任给我敬酒，我说你用过我的稿子，他说是吗？我说是的。马立涛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张某某。他说的确用过我的稿子，看来我们有缘，应该是老朋友了，来我敬你一杯酒。我们就这样一干而尽。
 
    不过，看样子这个《科学大众》杂志社马立涛，有一点像来自北方的小伙子，说话和喝酒都非常的豪爽，至少我感觉他不像是南方人。他喝过酒对我说：“你们镇江（指此次的省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表现还不俗。”我说：“我是第一次搞这样的活动，也没有什么经验。”我说话比较的直截了当和坦荡，丝毫也不想转弯抹角。马立涛说，“你第一次带学生就有这样的成绩非常不错了。”我说：“是的，应该是这样的。主要是我们学生选手他们比较争气，倒不是我什么功劳。”因为我在心里比较清楚自己学校和自己学生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九中在镇江也最多就是一个三流学校，当然我们的学生也是一中、镇中筛子底下的货色。

    我们的选手在本市其实都无法相比，能闯到省里来参加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已经算是一匹没有缰绳的黑马了。放到全省来参加比赛，我们能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好比中国足球闯进了世界杯的赛场一样，我们也好比中国当时的足球主教练一样，也在省里面牛了一把。因为我们镇江的总体水平打进了全省的中上游水平。来自扬中的一个中学生选手和来自润州区七里甸小学的一名小学生选手，他们两人发挥得特别的好，他们直接拉动整个四个参赛队的团体总分。后来，来自扬中的那个中学生选手还获得了2002年江苏省中学金钥匙科技竞赛最佳赛手奖。

    发挥得最好的不是镇江市代表队，也不是苏南地区，不是苏锡常，而是苏北地区的涟水市代表队，他们的团体总分一直的遥遥领先。可是这样的成绩也不奇怪，为什么？人家的领导高度重视这样的比赛，人家市的教育局局长亲自挂帅，参赛选手学校的一把手亲自坐镇在那儿，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只要你出成绩。而我们镇江市教育局的局长来了吗？没有。京口区教育局长也没有来，区教育局里面就派一个女同志小毕带队。我们学校就更不要说，其实根本上也不同意我来，这样的比赛活动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倒是我们镇江的总体水平打进了全省的中上游水平这一点，市科协的带队同志赵主任非常高兴，市科协的一个女主席，我已经不知道她叫什么了，也从镇江赶了来。他们还比较重视。镇江在最后的版奖大会上的确拿了不少奖项，市科协的赵主任悄悄跟我说，他上台领奖的时候，让我给他多拍摄几张照片，我说赵主任这个你放心，我会的。这时候有人开始往各自的市里发新闻了。我注意到，特别是苏州的那个小姑娘，她拿着她的数码相机不停地在搜新闻，她的笔记本电脑也开始发挥作用了。可我没有办法，2002年我还没有数码相机，也没有笔记本电脑，就带了一个学校的胶卷相机。在南京的一些媒体记者也来，如新华日报社、扬子晚报社的记者都来了。其实，我很敏感，就是没办法，手里没有合用的工具，也没有办法抢在他们前面将新闻消息向外面发出来。在南京不是在镇江，在镇江的市里面的中小学金钥匙科技竞赛，在最后发奖的时候也有人在抢新闻。我就不在乎他们，他们发稿子，我也发稿子，结果2002年市里面的中小学金钥匙科技竞赛，镇江日报社和晚报社还是用的我的新闻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