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套的房子
      
    我想先说说葛套的房子。
    我记忆里的葛套的房子，大都是草房。我的曾祖父来到葛套的时候，在葛套的那条东西路南边选了一片空地，建起了三间草房。那三间草房，起了七层砖基，然后用黄土加麦秸和泥铸造，墙有80厘米的宽度。葛套的房子大多数是如此，不过有的人家一块砖也没有，村民们称为土里蹲。

    我不能说这样的房子多么好。可这确实是曾经的一种真实。住这样的房子，对生活在农耕社会里百姓来讲，带有点宿命的味道。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房子倒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房子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麦草，有冬暖夏凉的效果。那样的房子，应该是一种泥土的生活的象征吧。

    一般来讲，在葛套，草房的庭院总是很开阔。那些院子，有的是土坯墙，更多的是用高粱或者玉米的秸杆编织的篱笆墙。不管是土坯墙，还是篱笆墙，上面都爬满梅豆秧，那些青绿的梅豆秧，旺盛地生长。到天气稍稍凉爽些时，就开满细碎的淡蓝色的梅豆花。院墙内外，各家栽的树木并不一样，常见的是杨、柳、梧桐、槐、椿、楝子和桑树，也有栽些果木的，象枣、杏、桃、石榴什么的。因此，葛套的树木，比较杂，绿色和花色，也就缤纷。这不是什么诗意，起码葛套的百姓没有这种感觉。
       
    我在葛套这个村子里长大。说到房子，我不能不说我们家的房子。       
    曾祖父建起的房子，到了父亲这一辈，已经不够住了。因此，父母在年轻的时候，好象没有自己的房子。所幸的是在葛套，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是件很普遍的事情。我所能记忆起的我们最早的房子，是葛训山家的西厢房，两间。葛训山是一位车把式，在耕田或者驱使耕牛拉那辆四轮木头大车时，嘴里会唱出嘹亮的牛歌子。我曾经写过一篇《牛歌子》的散文，那感觉，就是由他唤起的。我们住他家的西厢房时，葛训山的牛歌子是比较有影响的时候。

    那房子是土坯墙，墙是土黄色的颜色，连石灰水也没有刷一下。旧历年时，贴一些民间的有关神仙的大红大绿的年画，算是有了点装饰。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这两间西厢房，它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温暖。那院子里有一棵椿树，椿树下有一个石臼，夏天的晚间，在月光下听母亲讲那些民间的故事，曾经引发了我的许多童年才会有的美好联想。

    后来，我们还住过葛训兵家的西厢房，住过陈保德家的一间磨屋，直到72年，才盖起了四间草房。这四间草房是土里蹲，一块砖也没有，西边的一间，就是我的窝。

    我们家有了草房。在葛套，我们算是真正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的草房和葛套的许多草房一道，组成了葛套这样一个约有2300口人的村庄。那些房子和树木、庭院、童谣、民间故事，共同构成了我的家园。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房舍的上面，永远地飘着炊烟，飞翔着喜鹊、黄鹂以及乌鸦老鹰之类的为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鸟。

东北地
        
    葛套村东北的那片土地，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称为东北地。东北地土质以黏土为主，适宜于种小麦和大豆。我对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说息息相关也未尝不可。在我写到东北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东北地在我的纸上无限得辽阔起来，东北地在我的纸上就翻滚着无边的金色的麦浪。

    我本来不想用小麦翻滚着金色波浪这样俗套的句子来形容那块土地。可5月底6月初的东北地我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它呢，想来想去，还是用了这样一个俗套的句子，可见我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不过在自然之中，又有什么样的色彩象麦子那样，纯正、温暖、大气，能配用金色这样高贵的形容呢？我对一些风景或者花鸟画家老是弄几个葫芦、白菜、萝卜、小鸡之类画来画去总是不太理解，他们怎么没有发现小麦的色彩呢？

    海子在他的诗歌里写过麦田。我写麦田与海子无关。因为我要回忆葛套，我就无法绕开东北地，无法绕开麦田。我仿佛觉得传统的乡村，庄稼是长在庄稼人的灵魂中的。葛套村的村民，他们的肤色是太阳造就的那样一种紫铜的颜色，他们的灵魂或许是小麦的那样一种金黄色。

    这种有着小麦颜色的灵魂，在东北地的上空会飘飞起来。有时它会以一种声音的形式飘飞，前面我说过葛训山的牛歌子，我老是认为那是灵魂的飘飞。而那牛歌子的后面，是春了，是夏了，是那黄澄澄的令人醉心的收获了。

    大豆和小麦，是东北地的农事。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些和农事无关的东西。一个是东北地里的一个坑，长方形，里面不种庄稼，长一些野草，周围栽一些柳树。关于这个坑，有一个传说。说是清代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有一条本地官员进贡的船经过东北地，那年东北地发大水，可以行船的。但船到东北地，就沉了，而且很快沉到地下，等大水退下，那些官员再来寻船，船已经不见了，他们派人挖，怎么也挖不到。只留下一个船坑。这个故事让我们曾经产生了很多的想象。我们想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放羊的孩子。当然，那些珠宝，只在我们想象里闪光。我们一直相信，正是因为那些珠宝，东北地的小麦和大豆，才年年丰收，岁岁高产，成为葛套的粮仓。另一个是在我9岁的时候，东北地树起一个钻塔，机器声有史以来第一次降临东北地。并且从此以后，葛套的机器声就再也没有中断过，葛套也就渐渐地在机器声里改变了模样。尽管那钻塔并没有从东北地里钻出煤或者石油来。

    葛套是变了。东北地已经不再生长小麦和大豆。

树木们

    现在，我想说说那些树木们。
    村庄是离不开树木的。在平原上，一片林木下，肯定会有一个村庄，或者说，有一个村庄，肯定会有一片林木。葛套当然也不例外。现在，我是在一座城市里居住着，这里到处都是楼房，都是水泥的各种各样的造型。见到一棵稍微大一些的树，就亲切地见到久别的亲人似的。可在我的记忆的葛套里，可不是这样。葛套有的是树木。

       说到树木，我就会想到那些柳树。柳树真是一种奇怪的树种，在春夏两季，你随便在地上插根柳棍或是柳条，它都会抽芽，过几年就是一棵树。这些柳树，是淮北柳，一个诗人就用淮北柳作标题，写过一首诗歌，发在那时的省里的文学刊物上，让我羡慕的什么似的。那些柳树不象江南的垂柳，江南的垂柳摆动起来，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葛套的柳树当地人称之为鸡爪柳，它们有和葛套的村民一样的秉性，粗糙、坚韧，经得住三灾八难。有一年发大水，村庄成了一片泽国。一切都在水里，只有那些柳树，成了水面上的绿色岛屿，在浑黄的水面上放射着绿色的光芒。

    在祖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榆树。这棵榆树可能是曾祖父迁来葛套时栽下的。在葛套，没有那么粗壮的榆树。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族的姓氏的谐音的原因，曾祖父才栽下了这棵榆树。榆树旺了，家道就旺了。这真是祖辈们愿望的一种图腾般的表达方式。在院子里，那棵参天的榆树独自支撑了大半个天空。

    当然，这棵榆树能够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且能让我觉得应该写写它，恐怕与祖辈们的愿望无关。事实上，我们家族也没有因为这棵榆树就格外兴旺起来。我之所以要写一写这棵榆树，完全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在春天，榆树上开满鹅黄色的榆钱，那应该是榆树的花吧。这种花不事声张，连一点稍稍的色彩点缀都没有，但一串串一嘟嘟开得汹涌。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种花，而且是自然在村民们最需要接济的时候，给予葛套的一种赐予。因此，在榆钱盛开的时候，我们院子里就喧哗着葛套的那些采摘榆钱的村民的声音。我后来常常怀念葛套的一些土菜，“蒸榆钱”就是其中之一。

    在我记忆里，葛套不是丝绸之乡。但在村子西北角的一个院子里----好象那家姓张----却有一棵老桑树。葛套并非不栽桑，只是目的与江南不同。葛套的桑树长到木锨把那么粗细时，就会被砍掉，做木锨、镢头、铁锹、抓钩等农具的把柄。另外，从栽下时起，就有目的的把它培养成木叉也是用处之一。那树也不过三年两年，就被伐掉，被村民做成木叉，在谷场上派上用场。

    可张家院子里的那棵桑树，也不知长了多少年，树干低矮，枝桠横阔，桑叶浓密到不漏雨不透光的程度。现在想象，劳作一天了，泡壶茶，坐在蒲墩上，摇一把芭蕉扇，会有一种农家的休闲的味道在桑树的遮掩下漶漫开来。

    我们喜欢与这棵桑树打交道，和休闲无关。那时我们猴子似的，不需要休闲。那时我们唯一的理由是树上的桑葚子。在东北地的麦子快要黄了时候，天空有布谷鸟的响亮的歌唱。我们知道，那棵树上的桑葚子该诱人了，红而紫，甜而酸。于是，爬桑树，就成了我们的课外作业。那棵桑树上，就缀满了猴子一般的乡下孩子。而户主并不驱赶。在葛套，诸如榆树、槐树、桑树之类的树种，都自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公共性。那位老奶奶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从树上下来，嘴唇黄鼠狼似的发紫发黑，就咧着没有牙齿的嘴巴，厚道地笑一笑。

        我觉得，我们说土地养育了我们，实在是有点空泛。就葛套而言，它对我的养育，是具体的。除了那些小麦和大豆外，还有那些树木们。我写这些树木，我就会产生一种深深的对于树木的感恩。它们朴素、大方，默默的生存，即便我离开了它们，它们依然把我的记忆的空间，都染得青绿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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