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设置：也非正解●咬文嚼字／仝建设 |
章培恒先生在《恐非正解》一文中，除了着重指出闲斋先生对“宁馨”“落霞”的解释并非“正解”外，还捎带一笔，认为“余秋雨先生颇为某些人所诟病的把‘致仕’作为到达仕途来使用也绝不是所谓连‘致仕’的意思都不懂”。其理由有二：一是这种用法“与孟子的不遵以‘乱臣’作‘治臣’的传统用法，却将‘乱臣’作为逆乱之臣来使用”如出一辙；二是“在古书中，有时把“致”作为归还的意义用，有时又作为到达的意义用”。因此，“余秋雨先生将‘致仕’用作到达仕途之意，有何不可？”（见2003.10.19《文汇报》）细细推敲，这两点理由，未免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之嫌。直截地说，章先生的辩解，恐怕也非正解。
首先，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总是越来越趋于规范、稳定的，当一个词的意义、用法已经约定俗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之后，就不宜再独出心裁，赋予它一个什么新的意义，更不宜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否则的话，对同一个词，你可以“造”一个意义，他也可以“造”一个意义，语言还有什么规范性可言，还能起到交际作用吗？前人由于字词数量较少等原因（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总共才用了4466个字），往往让一个词“兼职”较多的意义，因而出现孟子那样的用法，是不足为奇的（但具体到一个词可以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估计也不会很多）。但在语汇日益丰富、表达日臻严密的今天，明明有那么多的词语可供选择，却偏要给一个词强加上与本意完全相反的意义，那么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成心与读者为难。再说，前人有这样用的先例，不等于后人也就可以这样使用，《论语》还将“悦”写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呢，今人倘若也这样写的话，只怕小学生也能看出是一个别字。何况孟子之后，“乱臣”这个词，已经只有逆乱之臣的意思了。这只须查一查《汉语成语词典》，便可得到证实。
其次，一个词可以有多个意义，但当它作为语素与另外的语素构成合成词后，则只能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就“致”言“致”，章先生要证明“致仕”可以解为“到达仕途”，就应该找到“致仕”之“致”确有用作“到达”的先例，而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孤立地去解释“致”有几种意义或用法。因为“致”有几种意义和“致仕”之“致”是什么意思，不是同一个问题。然而他却引经据典，告诉我们“在古书中，有时把‘致’作为归还的意义用，有时又作为到达的意义用”，从而得出了余秋雨先生的用法并没有错的结论。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有意思的是，这种偷换概念的论证，又恰恰证明了余秋雨先生“连‘致仕’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章先生认为“致仕”一词源于《晋书》中的“余将致政焉”，又说“致政”之“致”即归还的意思——归还政事不就是辞官吗？兜了一个圈子，却帮了一个倒忙，这大概是章先生没有料到的吧？
说到这儿，意犹未尽，也想照猫画虎，依章先生的逻辑和余先生的用法，给两个常见的词作个新解。一个是“去”，在古书中既作“离开”的意义用，又作“前往、到”的意义用，故而“去世”既可理解为“离开人世”，又可理解成“来到人世”。一个是“折”，在古书中也作“挫折、失败”讲，如“损兵折将、百折不挠”，因此，“蟾宫折桂”也可解为科场失败。这两个例子既与孟子不遵以传统用法如出一辙，又符合章先生“只要不违背词义，也无所不可”的观点，而且依此类推，许多词都可以这样望文生出许多新义。不知章先生以为然否？只是如此一来，恐怕所有的词书都要重新编写，累坏了语言学家不说，还未必能编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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