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最早约产生于隋朝炀帝时期的民间，其兴起过程与乐府诗基本相同，即与音乐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词的本名叫“曲子词”“歌词”“倚声”等。唐朝，诗人也创作词。相传为李白创作的《菩萨蛮》和《忆秦娥》两首词，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而中唐时期，白居易、张志和等人开始大量创作；到了晚唐，五代词掀起了一个波澜，产生了《花间集》。《花闻集》这部词集收录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人十八家近五百首词，内容多描写闺阁生活，语言讲究简练含蓄，以轻盈婉约、典雅华丽为正宗，形式上多为小令。另外南唐以李璟、李煜父子为首的君臣也善词作，尤其是李煜对后代的影响较为深远。到了北宋，柳永突破了花间派的樊篱，独树一帜，使用俚俗语言，运用铺叙手法，开辟了写长调的道路；而苏轼则又进一步打破了词的狭隘传统观念，极大地开拓了词的内容，一扫柔靡纤弱之风，创造了高远清新的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词风；南宋的辛弃疾则继承苏轼的革新精神，发扬光大了豪放风格，成为豪放词的集大成者。他的词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抒写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由于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人的努力，词成为两宋的代表文学样式。一般认为：唐五代词精美，北宋词博大，南宋词深刻。

    随着词的发展，词不再配乐歌唱，词牌只是字数、音韵、声调和结构的格式。每首词都有词牌，两宋词牌共一千多个，但常用的只有一百个左右。写词就是依照词牌的格式来填写，所以写词又称为“填词”。最初，词牌就是词题，如《渔歌子》咏的就是打鱼之乐，《浪淘沙》咏的就是浪和沙；后来逐渐发展到大多数词的内容与词牌除了形式有关外，内容与词题已毫无关系了。凡是词牌下注明“本意”字样的，词牌就是词题；不另标题。但大多数词都是不用“本意”的，词牌以外往往还有词题，在词牌下用小字标出，如果并成一行写，则中间加间隔号，如《渔家傲·记梦》(李清照)，“渔家傲”是词牌，“记梦”是词题，词题标出词的基本内容。

    词，又被人称为“诗余”，但词与诗，尤其是与近体诗区别极为明显：其一，词是分片的，而诗不分片。绝大多数词，一般分段，而以分两段的居多，称双调，如《念奴娇》《鹊桥仙》《扬州慢》等，也有分三段、四段的，称三叠、四叠；不分段的单片词，只有《十六字令》《如梦令》等很少一部分。“一段”一般叫“一片”，一片就是一遍，表示音乐已奏过一遍。音乐奏一遍又叫一阕，所以片又叫“阕”。分两段的词，通常称上段为上片或上阕，称下段为下片或下阕。其二，词的句式参差不齐，词的句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都有，而近体诗要么是五言要么是七言；正因为如此，词又被称为“长短句”。

    词按照字数的多少，可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小令在五十八字以内，如《忆江南》《渔歌子》《如梦令》等；中调在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之间，如《渔家傲》《西江月》《青平乐》等；长调在九十一字以上，如《扬州慢》《雨霖铃》《念奴娇》《永遇乐》等。

     词，按照表现方法和风格的不同，可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古人说：“词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这就是讲两派的表现方法和风格不同。对此两派的不同，《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引俞文豹《吹剑录》说：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这则小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不同风格。具体说来，婉约派和豪放派有以下区别，其一，选材不同。婉约派多写儿女闺阁之情、羁旅行役离别之相思，而豪放派则题材广泛。其二，表达方法不同。婉约派多用含蓄藉的方法曲折表情达意；而豪放派则以铺陈、直抒为主，同时采用更多的方法。其三，格律不同。婉约派严守格律；豪放派则敢于突破，不受束缚。其四，艺术风格不同。婉约派多委婉、绮丽，而豪放派以恢宏、沉郁为主。其五，代表人物不同。婉约派代表词人有柳永、李清照、姜夔等，豪放派代表词人则有苏轼、辛弃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