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父亲心头非常怀念当时一块儿英勇奋战，特别是牺牲了的西路军将士。”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如是说
　　“爸爸临终时跟我讲，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他要跟西路军的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因病去逝；1992年6月21日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与世长辞，根据遗嘱，他们的部分骨灰被撒在河西走廊茫茫戈壁和巍巍祁连山脉。
　　究竟是什么让这两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留下重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对西路军如此魂牵梦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他们晚年偏偏拒绝接见昔日的部下，甚至不愿回顾那段历史，让许多幸存的西路军老战士抱憾终生。
　　80年代，国家民政部组织青、甘两地西路军老战士赴京参观。临离开时，老红军们肯请见徐向前和李先念一面，结果传出话来“二位首长问候大家，但不见面了”。老红军们不甘心，动情地说：“只要能见到两位老首长，一辈子的苦难、委屈就不觉得什么了。”在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终于还是没有见成。
　　曾有艺术家拍摄一部西路军题材的影视作品，托人送到李先念处征求意见。回答是“不看！”再问，还是“不看！”一向平易近人的李先念脸色变得吓人。
　　翻开西路军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记载——“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熹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西岸的失败就是这一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段文字的作者是毛泽东；时间是1936年12月；出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51年，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对这段文字做如下注释——“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熹这时候仍然坚持叛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熹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于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难道真如毛泽东所言，西路军是一支叛党军队？两万余战士是叛党红军？那么，1937年2月24日，毛泽东发给正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的电报又作如何解释？
　　“听说马先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到贡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这笔钱据说是10到20万银元，甚至更多。依毛泽东的性格，要他贿赂地方军阀求其高抬贵手，给一支叛党军队以生路，是令人几乎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那笔钱，对于当时内忧外患，举步维艰的党中央绝不是小数目。
　　然而，马步芳并没有卖给他这个人情，于是在红军的编制中，我们再也找不到5军、9军和30军的名字。126000多名英勇的将士，在经受了雪山草地的惨酷考验后，最终长眠于河西走廊这片狭窄而荒凉的土地上，另有4500多人流落民间，被营救回延安者不足4700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六万兵力至此损失三分之一。
　　14年后，在异国土地上进行的那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面对联合国军强大的海空优势，我军最大的一次损失也不过是一个并不十分完整的一八零师。
　　人们常说时光可以抚平一切伤口，而用七十年时光才瘉结起来的疮痂仍令我们搔痒难耐。揭去疤痂，让疼痛的感觉刺激我们每一根敏感的神经——里面依然是瘀肉模糊，鲜血淋漓——记住疼痛可以避免新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