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悲歌（一）

                                ——兵渡河西

　　黄河出青藏高原至兰州掉头向北滚滚而去，此后又几经转折最终汇入大海。这条奔腾的巨龙在亚洲大地上划出个巨大的“几”字，而几字的一撇，恰好穿过甘肃西部，于是便产生了河西与河东的说法。
　　在历史上，河西的名气比河东大得多。自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大军驱荡匈奴之后，这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一环。张掖、武威、酒泉、敦煌“河西四郡”交相呼应，产生了辉煌的文明。而河东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默默无闻，它是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
　　河西与河东注定要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尽管它们都曾发生过无数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荣誉的天平已开始向河东倾斜。绵延两千多里的河西走廊，因其吞噬了一万多名红军西路军将士的生命而成为中国革命永久的伤痛。河东则因成功挽救了中国革命而永彪史册。在这里一个普通的名字震惊世界——革命圣地延安！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
　　当年，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热血青年在河东传播红色火种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想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会成为党中央及红军三大主力最后的避难所。红色的火种不但在这里得以保存，而且坚强的地传承下去，并终成燎原之势，照亮了整个中国的天空。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对谢子长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曾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谢子长不死，解放后的将帅功臣榜会不会改写？还真不好回答，单看高岗功绩和地位的比例就可想而知了。高岗，陕西横山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35年9月，徐海东任红15军团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时，高岗仅为政治部主任。是刘志丹牺牲后，他才被毛泽东从内蒙古地区调回陕北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高岗一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与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平起平做。而在此之前，他就一直是中国最富庶、工业基础最雄厚的东北区人民政府主席。
　　谢子长，原名谢德元，字浩如，1897年出生于陕北安定县枣树坪一户小康农家，1919年考入省立西安一中。受五四运动影响，未及毕业即回乡创办小学，后投笔从戎考入阎锡山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谢子长学习马列著作，参加反帝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初，谢子长奉命赴甘肃、宁夏一带从事运兵工作，1931年冬与刘志丹组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后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前身。1932年至1934年间，他与刘志丹、习仲勋并肩作战，先后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4年夏，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第一次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谢子长中弹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重，不幸于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时年38岁。此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军民在刘志丹等领导下，于1935年7月粉碎了国民党4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谢子长一生驰骋疆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为了纪念他，1946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毛泽东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撰写碑文。
　　谢子长临终遗言：“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一代英雄壮烈牺牲，在他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1936年10月19日，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式结束。当时，陕甘根据地已在20多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控制面积达6万多平方公里。
　　然而，长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6万多平方公里的红色政权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白色恐怖包围中，真正成了要燎原的一点星火。红军总兵力不过6万多人，而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已达260个团30余万人，平均每个红军战士要与5个国兵周旋，这还没算上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红军虽有6万兵力，但各类枪支却总计不过4万多条，且弹药严重匮乏，余下的武器就是最原始的大刀长矛。国民党军不但人手一枪，弹药充足，还拥有大量的火炮甚至更为先进的飞机。陕甘根据地的局势危机可想而知。
　　蒋介石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消灭红军，一统天下的千载良机。他见红军主力全部困守于陕甘根据地，认为最后消灭红军的时机终于到来，于是紧急调兵谴将，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
　　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制定了两步走的“剿共”策略。第一步组织“通渭战役”，即调遣胡宗南、王钧、关麟征、毛炳文、王以哲、于学忠等部精锐沿西兰公路集结，寻找战机给红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向新疆逃窜。第二步进行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百架新式轰炸机将主力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和西兰公路以北的狭小地区，一举歼灭。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早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时，就已预见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制定了相应策略。首先，党中央通过秘密途径与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达成和平协议，互不攻击。杨、张为了给蒋介石做真人秀，命令部队向红军大举进攻时枪口一律指向天空，而红军也予以积极配合。虽然，西北上空枪炮轰鸣不断，阵地也几经易手，却如今日的电影拍摄，双方并无实质性交手。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陕甘根据地的危机。然而，象张、杨这样具有爱国热忱的将军毕竟不多，为了彻底打破危局，党中央还制定了志在长远的策略——适时发动宁夏战役。根据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可以知道，宁夏战役的目标是：先夺取宁夏，再占领甘西，建立河西根据地，直至新疆，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路线，从而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稳定大后方。具体做法将由红四方面军从甘肃西渡黄河，然后沿河北上，一方面军从陕北进入宁夏，在宁夏西渡河，两军夹击，全力夺取银川，然后掉头西进，解放甘肃和新疆，二方面军负责侧翼掩护。这样就会在中国的整个大西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为最终实现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的战略目标却是难上加难。此时的陕甘根据地外有强敌压境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这一时期的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正是由于这场斗争最终导致党史上罕见的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也为日后西路军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张国焘(1897-1979)字桤荫，又名特立。江西省吉水县人。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并致力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参与创建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他亲力亲为，勇于负责。凭心而论，张国焘对党和红军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不容否定的。即使在中国革命最危难的时刻——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时，他一手创建的红四方面军仍是三大主力中最重要的力量，其兵力甚至远远超过一、二方面军的总和。然而，正是因为手握重兵才导致他做出“另立中央”的错误举动。虽然在众将领的强烈抵制下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打击，张国焘被迫放弃“另立中央”的举动，并局限性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其心底“单打独斗”的想法并未真正改变。他将红四方面军视为私家军，通过各种手段要求红四方面军将领听从他的命令，甚至亲自跑到前线对手下的高级将领痛哭流涕，致使党中央和军委都无法取得对红四方面军的完全指挥权。
　　在这一点上，张国焘永远无法同刘志丹相比，刘志丹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早在红一、红二方面军及党中央到达陕北时，在他的带领下，陕北红军迅速而主动地融入到红军的大家庭中。这种荣融入是没有条件的。而张国焘自持手握重兵，根本瞧不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典型的封建农民起义领袖的想法——揭竿而起，胜则雄霸天下，一统江湖；败则拥兵自重，占山为王，割据一方。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张国焘极力主张兵出凉州、进驻新疆，当一个割据的西北王。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如果党中央在对张的斗争中失败，红四方面军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改造成为一个旧式的军队或者是私家军。那样的话，中国的军阀体系中就会多出一个张氏的“红色军阀”。
　　随着陕甘根据地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提前放到台面上。1936年10月初，朱德、张国熹致电党中央，提议避免与敌决战，抓紧时间造船，争取在靖远附近于黄河结冰前渡河。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提议，红一、四方面军一部在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大主力跟上，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公路一带与胡、毛、王、关各部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渡河西进。然而，宁夏战役毕竟是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时也是举棋不定。
　　这时，一个突然事件促使党中央最终下定决心。1936年10月上旬，“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为蒋介石担负“卖国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将军将蒋介石“通渭战役”计划通过秘密途径透露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接到情报后立刻进行紧急挂搓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并于10月11日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宁夏战役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经短期休整后，配合一方面军进军宁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立刻做出部署，30军开至靖远县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准备渡河事宜。4军、5军、31军沿会宁东部和南部界石铺、青江驿、华家岭、马营、宁远镇、曹家岔一带梯次配置，实施扇形防御，阻击南路敌军，9军则置于靖（远）会（宁）通道地区，作渡河预备队。做为主力作战部队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接到命令后立刻做出部署。
　　一个为了统治，一个为了生存。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两股力量剑拔弩张，虎目相视。战争的阴云再度笼罩在西北长空。
　　10月14日黄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会宁县城召开万人大会，欢迎九军入城并执行新战役计划动员。
　　会后，30军在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立刻沿西兰公路向靖远县大芦子挺进，并沿途收集造船材料。当时靖远县城由敌邓宝珊新编第一军第十旅李贵清部驻守，为了隐蔽战役企图，程世才命令部队加以严密封锁和监视，不到万一绝不主动进攻。
　　30军抵达大芦子后立刻隐蔽在土窑洞和村边柳树林中赶造船只。而此时一方面军为配合30军造船，紧急搜集木板、石灰、铜油、铁钉、棉花等材料也陆续送达。
　　政委李先念本是木匠出身，这次更是身先士卒。30军原有一支船工队，是造船的骨干力量，后来又从当地农民中请来部分木工。在李先念的亲自指挥下，造船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预计，在11月10日前30军可造船四、五十只，完全可以保障三军渡河之用。
　　然而，事态发展并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是各股力量相互角逐的结果。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西进意图，于10月16日下达“进剿令”，并亲自飞往西安坐阵，逼令西北军杨虎城部和东北军张学良部参战。
　　21日，国民党军队依仗优势兵力，步步为营，自南向北分兵三路向红军猛扑而来，单会宁、静宁一带就集结了五个军的兵力，蒋介石第二步剿共计划正式展开！
　　10月20日，朱德、张国熹紧急赶往打拉池与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见面，搓商宁夏战役计划。22日，徐向前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离开会宁县城抵甘沟驿前线指挥战斗，敌三十七军随即对会宁县城发动猛攻，守军红五军奋力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五军伤亡800多人，兵力损失达五分之一，被迫撤退，23日会宁失守。
　　会宁陷落，使红军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敌军沿靖会大道继续突进，渡河计划将遭到彻底破坏。
　　23日，徐向前、陈冒浩率总指挥部抵达大芦子视察完造船工作后，下令以88师263团为渡河前卫团，立刻渡河。而此时在黄河西岸，日后屠杀西路军将士的刽子手——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也开始磨刀霍霍。汹涌澎湃的黄河注定要上演一场生存血战。
　　早在蒋介石酝酿剿共两步走计划时，他就已命令马步芳严守河西阻止红军西进，马步芳接到命令后，立即派其精锐——马步青骑兵师两个旅骑兵进驻河西，在靖远县境内的虎豹口、红嘴子、三角城等黄河三大渡口大肆修筑碉堡，扣押渡船和大部分船工。
　　马步芳（1902~1973）字正香，回族，经名胡赛尼，马麟仲子，1934年起，历任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共”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他积极参加反共内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由新疆逃往印度，1950年，移居埃及，1975年7月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要谈马步芳，我们不能不先介绍一下当年称霸西北的马家军阀。马家军阀严格地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派系，而是同出一源，分作数支，由于其首领为甘肃河卅回族马姓，故统称“马家军”。
　　清同治二年（1863年）甘肃河卅（今临夏县）人阿葡马占鳌，会合马千龄、马海晏等人举行反清起义，史称河卅暴动。1872年，左宗棠率湘军入甘肃镇压，“河卅三马”投降，从此成为清廷鹰犬，参加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至民国时，马家军主要分化成两大派系，一是以马鸿奎、马鸿宾为首，占据宁夏一带，俗称“宁马”；一是以马步芳、马步青为首，占据青海一带，俗称“青马，之便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四马”，“青马”就是当年马海晏的后代。
　　在地方军阀中，对蒋介石命令执行最坚决也最彻底的莫过于青海的马步芳了，然而，马步芳之所以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不是因为要效忠党国，而是另有隐情。
　　马步芳占据青海数十年，早已将青海视为自家地盘。做为名副其实的“青海王”，他当然不允许红军渡河西进，在他的眼皮底下建立河西根据地。然而，这也只是表面原因，他最担心的还是怕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青海。他早已看透了蒋介石“明剿共，暗削藩”的两面手法，中央军比红军更为可怕。
　　红军长征从江西瑞金出发至陕北结束，途经11省。而中央军几十万人马在围追，堵截的过程中也将当地军阀纷纷斩落马下。尤其是名将薛岳，深得蒋介石精髓，他不但在湘江战役将杨成武打得一败涂地几乎跳江，使红军主力由八万五千人锐减为三万，而且还顺手搞垮了“贵州王”王家烈，通过收买西康红教领袖的上司，留中央驻守等手段大大削弱了“四川王”刘文辉的势力，稳住了“云南王”龙云，为蒋介石一举荡平西南立下大功。其兵进贵州时，薛岳更出奇招，以中央军丰厚军饷和待遇为诱饵招兵买马，短短几日时间就将王家烈弄得几成光杆司令，乖乖交出大权。
　　88师是红30军的主力师，师长熊厚发是红军中难得的一员虎将。263团又是88师的主力团，素以夜战抢攻闻名，有“夜老虎”之称。团长熊友庆初中毕业，在当时也算小有文化，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下当兵，懂拳击、会劈刀是位文武双全的勇将。可以说，为了确保渡河做战成功，徐向前和陈昌浩已经拿出了红四方面军中的绝对王牌。
　　88师263团接到渡河命令后，熊厚发和熊友庆化装成当地农民来到黄河岸边侦察情况。最后，他们将渡河地点选择在了靖远县城偏西南的营防滩附近，那里黄河水面宽阔，流势平缓，对面守军力量薄弱。二人回到军部汇报情况后，程世才敲定夜间实施偷渡。
　　当时，30军已造出可容纳百人的大船6只，20人的小船15只。是夜，熊友庆率领263团的勇士登上渡船向河对岸奋力划去。然而，由于事先侦察不够清楚，大船行至河心遭遇浅滩搁浅。程世才、李先念当即立断，渡河行动取消。263团的将士只好抬着浸了水的渡船退回到黄河东岸并于黎明前赶回原驻地，偷渡计划失败。
　　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防止红军渡河，已加紧了对黄河各渡口的空中侦察，前方战事愈加吃紧，30军渡河刻不容缓。
　　24日下午，程世才亲率88师团以上干部及263团连、排指战员化装成当地百姓，来到河边侦察地形及敌军守备情况，最后将渡河地点选在了虎豹口。
　　虎豹口是黄河的古渡口，水面宽阔、水流平缓，渡口两岸是一片开阔地带，便于红军登陆，但是对面也驻扎了马禄的骑兵旅。程世才召开会议决定夜间强渡黄河，为了配合263团强渡，程世才派出一个团兵力佯攻靖远县城，牵制国民党驻军新十旅李贵清部，同时，30军将士兵分两路，从大芦子出发，抬着做好的木船部件，兵分两路向虎豹口进发，由于担心敌机轰炸，行军只能在夜间进行。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行军过程中先遣团将撕碎的纸片用石块压在路旁做为标志，在十字路口或岔路口用石头或红土标明路线。由于当地百姓多养狗，红军路经村庄时，传出狗吠，红军出钱买下了百姓的狗，缠住狗的嘴巴，并答应过河后归还。百姓们见红军军纪严明，都自觉地将自家的狗管了起来，以支持和配合红军的行动。三十军到达虎豹口后，分散住在当地农家院子里，铺上麦草席地就寝，或在梨树林中集结待命，绝不叨扰百姓。程世才、李先念通过当地开明绅士向船户做工作，随即在上湃湾召开会议，成立虎豹口强渡委员会和军民水兵连，强渡委员会由9人组成，船户常庆禄任委员长，叶树弟任副委员长。为了帮助红军渡河，当地船户还冒死将事先用鹅卵石沉入河底的一只百人大船打捞出来，使红军能容纳百人的大船达到了7只。
　　23日夜营防滩偷渡失败后，红军又做疑兵之计，在虎豹口上游做了许多木筏子，上面立着穿军装的草人，点上灯，让筏子顺水东流，给敌人造成红军要从下游渡河的假象。马禄果然上当，将所部主力调往下游。
　　24日晚10时左右，263团率先抵达渡河地点。在漆黑的夜幕下，天地间一片宁静，只有黄河水日夜不息的奔流声及敌军偶尔发出几声试探的枪响。当时，已入深秋，河面上不时吹来阵阵秋风寒意逼人，而红军战士的衣服都很单薄，有的甚至还穿着草鞋。
　　263团立刻以战斗序列进入强渡位置，大小22只木船和部分羊皮、牛皮筏子同时下水。每条船上都选配了身强力壮的船工和水手，指战员全副武装，军长程世才和师长熊厚发亲自指挥。在他们身后的山坡上掩护部队的将士们还构筑起临时工事，机关枪、迫击炮一起瞄准对岸敌军阵地。
　　11时整，程世才一声令下“渡河！”。政委李先念，团长熊友庆率263团勇士迅速驾船驶向对岸。战士们摒住呼吸，紧握武器，睁大了眼睛象一只只蓄势待发的猛虎注视着对岸的马家军阵地。汹涌的黄河翻滚着巨浪，发出巨大的声响，掩盖了水手们奋力划桨的声音。很快，木船和筏子行至河心，黄河水开始湍急起来，船身剧烈颠簸，李先念和熊友庆命令战士们注意隐蔽，富有经验的老船工和水手们奋力摆渡，船队终于冲过了黄河中间的险段向对岸驶去。
　　在此岸，程世才和熊厚发这才算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仍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船队还未靠岸。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对岸的情况，准备随时给敌人以火力压制掩护渡河部队抢攻。
　　20分钟后，船只靠近对岸，夜老虎团的将士早已跃跃欲试。就在这时，敌方前沿碉堡里射出一道灯光，扫过河面。
　　“有赤匪！赤匪渡河啦！”一声凄厉的呐喊打破了夜的沉寂！还未等敌人反映过来，熊友庆大吼一声：“开火！”大小船只上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同怒吼，敌人也开始反击了，碉堡中喷射出条条火舌，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子弹、炮弹雨点般倾泻在263团的船队当中，不少红军战士中弹落水，形势危机！
　　“开火！”程世才当机立断。此岸阵地枪炮齐鸣，发起火力压制！密集的枪弹在敌人阵地上炸开！刚才还是一片沉寂的黄河，此时已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敌人一时不知到底有多少红军渡河，火力被吸引到岸边阵地上。趁这个空隙，263团的船队终于靠岸，战士们似出兕的猛虎呐喊着冲向敌人阵地。
　　由于，马禄已将主力移师下游，虎豹口仅留下一个团的兵力把守。一个团对一个团，一个是仓促迎战，一个是蓄势待发，结果可想而知。在263团的强力打击下，敌军防线很快土崩瓦解。仅一个冲锋263团就取得歼敌一个整连，占领十余座碉堡的骄人战绩！
　　李先念、熊友庆一面指挥部队构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一面命令船队返回接应大部队过河。
　　工事刚刚筑好，敌人的一个骑兵营就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在263团的顽强抵抗下，敌人终被击退。而此时，我军的后续部队已源源不断地开过黄河。敌旅长马禄见无力回天，只得放弃在虎豹口的争夺，调集兵力向吴家川集结，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发动决战，予以歼灭！到次日拂晓，八十八师全师顺利渡过黄河。
　　曾亲历强渡虎豹口的红九军老战士刘能江老人事后回忆说：“10月24日夜里渡河时，红军与对岸敌人打得很激烈，先头部队登岸后，很快摧毁了对岸敌军防线，经过七天七夜，红军主力全部过了河。
　　21日中午时分，数架敌机飞抵虎豹口上空，开始对我军渡河部队实施轰炸。由于程世才、李先念早有准备，队伍损失不大。在敌机飞走后，部队继续过河，至25日夜，30军7000多人全部渡过黄河。
　　徐向前、陈昌浩在渡河前线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分别致电朱德、张国熹和毛泽东、周恩来。
　　“我30军已于靖远附近全部胜利渡过黄河天堑。”
　　而后，二人又下令9军向渡口开进，紧跟30军渡河，并从会宁前线抽调5军监视靖远守敌。令4军、31军在会宁宋家河畔一线阻击南路敌军进攻，并准备随时渡河。就在徐、陈踌躇满志，为发动宁夏战役跃跃欲试的时候，河东前线的局势却是一日千里，中央被迫调整部署，计划改变了。
　　南线敌人见红军突破黄河天险，不顾一切地向我阻击部队发动进攻。中央军委了解情况后，作出先集中主力击破南敌，然后全力向北发展的决策。并回电要求红四方面军以9军以外的一军跟随30军渡河，以9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一部共同阻击南敌，在狠狠打击南敌使其停止攻势后，9军再从宁夏中宁渡河。同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统一部署《海打战役》以击破南部进攻之敌。这样，徐、陈决定9军暂留河东休整，而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直属队接替渡河。
　　然而张国熹在此时却打起了小算盘。他是一心想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新疆，寻求苏联庇护的，根本不愿让红四方面军在河东与敌决战。于是，他擅自调动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致使彭德怀无法统一指挥实施《海打战役》。中央的部署被迫再次做出调整，经徐、陈请示后，26日，重新下令9军渡河。此时，敌军已加强了对渡口的封锁，白天多架飞机轮番轰炸。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保护有限的船只，渡河只能在夜间进行。就这样，直到27日凌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直属队，包括政治部、保卫局、卫生部和一、三、五局，妇女独立团，骑兵师，2600余人及9军6500人才全部渡过黄河。战争的成败往往由一瞬间的先机决定。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党中央被迫做出的两次调整所损失的时间在日后被证明是致命的。西路军的悲剧命运就此揭开了序幕。
　　就在这一天，在宋家河畔以东慢牛坡一带阻击敌人的4军、31军失利北撤，敌中路追击的先头部队关麟征师突进靖远。负责黄河东岸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红5军不但无法向打拉池、海原一带集结，而且随时有被关麟征师和靖远守敌合围的危险，随即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于10月30日渡过黄河。关麟征部遂占领渡口，红4军、31军向东面打拉池、海原一带集结。至此，黄河两岸的红军被敌完全切断。河东红军主力再也无法渡过黄河，而河西红军兵力不足无法独立完成北上夺取银川的作战任务，“宁夏战役”计划宣告失败。
　　回顾红军渡河作战的整个过程，固然有迫于敌军重兵压力的原因，但当时中共中央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看一下当时中共中央的往来电报就可略知一二。
　　10月24日，军委决定集中红一红二、红四三军主力先击破南敌，后进攻宁夏，同时令30军渡河。
　　10月25日，军委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熹及各方面军，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迫击及30军已渡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9军不过河，9军以外一个军过河。
　　10月26日，张国熹令9军，红四指挥部渡河，同日，中央以绝密电报告前敌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国熹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10月27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熹破坏战役计划。同日，徐、陈致电中央：“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
　　10月28日，中央致电朱、张及各军首长，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力，分散作战力量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各个击破之虞”，同日，为击破南敌，彭德怀提出海打战役计划。
　　10月29日，张国熹致电徐、陈：“已得毛主席同意，4军、31军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
　　10月30日，毛、周致电朱、张再次强调“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打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四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
　　同日，张国熹违背彭德怀部署调动红四河东队伍，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河西红军被切断。同日，电告共产国际宁夏战役执行情况，批评张国熹不愿执行命令。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政党，从第五次反围剿，到张国熹脱党，再到十年文革，每一次浩劫般的灾难都带给我们难以抚平的伤口，叫人痛心疾首。
　　1936年的深秋，黄河虎豹口附近生有一片高大的梨树林，红黄色的树叶还未凋落，整个村庄都掩映在梨树林中。当年红军的渡河部队就隐蔽在这片梨树林中。
　　如今，见证当年红军渡河的一片梨树林已在风吹雨打中干枯，村民们也相续搬到塬上住了，只留下一派“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苍凉，然而虎豹口却被当地百姓改名为“红军渡”，似乎在证明，岁月改变不了红军留在人民心中的红色记忆，红军播撒在这里的精神，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