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长篇史诗
——从《诗经·雅》中的五首叙事诗谈起 

    黑格尔曾说，中国人是没有民族史诗的。当然，这里指的是汉族文学，毋庸置疑，少数民族拥有长篇史诗。关于汉族的史诗问题，现在我国许多书籍习惯上把《诗经·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合称为“周民族史诗”。这种称法不无道理。从《生民》里对周始祖后稷的灵异与功绩的记叙，到公刘率部族人民有邰迁豳，到《绵》中古公亶父迁国开基，驱逐混夷，再到《皇矣》、《大明》里热情赞扬周文王、武王父子的创业史，它们完整勾画了一部宏伟壮阔的周民族兴盛史，有着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但谨慎地讲，还不能称其为史诗。作为史诗，是指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传说为内容，塑造著名英雄的形象，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而《诗经•雅》的这五篇叙事诗在篇幅上十分短小。较长的一篇《皇矣》不过三十一句，与世界上其它长篇诗史比起来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加上这五篇诗散落排列，没有独立成篇，说明当时它们并不是被当作一个整体而流传。自《诗经》产生时起，人们就没有把《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看作一个连贯的整体，又何谈一部史诗呢。
    我国古代之所以没有能产生长篇史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诗史创作的素材来源、思维方式、欣赏效果直接受到神话和宗教的影响。正是在古希腊神话的丰沃土壤中才萌生了古希腊奇伟而有悲壮的英雄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也正是在古印度的汤汤河域里孕育出了印度最伟大的两部史诗《罗摩衍那》、《摩呵摩罗多》。相较而言，中国上古的神话并不发达，从仅存的资料里只能发现一些零散的片段，没能形成一个有机统一、颇具规模的整体。而且中国上古神话多是描述人与自然的斗争，较少涉及神际关系。神话情节的单一也给后世文学继承发扬带来一定困难。宗教方面，中国古代的巫术文化曾有其辉煌鼎盛的一页，但依然不够成熟、完善，只局限于形式的繁华，而没有在思想上进一步的发展。殷商时期浓厚的巫术宗教终于到了周代日渐消减。由此，中国古代长篇史诗的创造没了土壤，有的只是零散的碎片。
    其次，周代以来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各种神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文学更加关注现实，考虑人生，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发展道路。以后的儒家思想更将这种尚礼之风推向极致。于是，《诗经•雅》中的五篇颇具史诗气质的叙事诗，它们重视史实的再现，重视“朝廷之乐”的功用，重视歌功颂德，这都不难理解了。但也正因此，张扬的人物个性，大胆缥缈的幻想，这些诗史特有的浪漫色彩在中国古代记史类叙事诗中不复存在。到了战国，历史散文的勃兴更将以诗记史这种创作方法推向了幕后。
    最后，从诗歌语言的表现特点看，中国古代诗歌简约、清隽的风格决定了中国古代不会产生鸿篇巨制的诗史。《伊里亚特》中光描写俄德修斯的一个伤疤就用了七十五行诗。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以《诗经•生民》为例，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讲述了姜嫄踏帝趾印生子而后得人帮助的经过。这种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表现手法既制约了古诗创作的篇幅长短，使其不可能向长篇史诗发展，同时又呈现了别国诗篇无法媲比的精巧玲珑、微言大义。
    作为华夏后裔，我们在赞叹古希腊、印度的壮美诗史时不必因本国叙事诗歌短小精悍而丧气。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国家的诗歌也有它独自的特色。毛姆也曾在为英国诗人的群星灿烂自豪的同时感慨英国总是没有伟大的艺术家。的确，一种文学形式的形成、兴盛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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