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今社会精神的枯竭，文学的衰败，正源于时代环境已变，而商业体系还在按过去的惯性运行；它的步伐越来越艰难，人们却并未苏醒，也就只能无奈又自甘地忍受压抑。

实际上，当世界实现融合，它就类似于传统中国。传统中国，它的边界已达到古代战力的极境，因此人们以为自己就是天下，天下就是自己，因此意志都集中在内部，人们所做的，就是在内部进行调节，如何最大程度实现自己，而社会又和谐安定。儒家学说，正是着眼于统一环境下人们如何和谐共存建立的；它的着眼点，在如何实现快乐而充实的人生。由于快乐充实的人生需要和谐的外部环境，所以它强调秩序，强调长幼尊卑，强调克己，它的目的，是克制人与人间必然性的矛盾，而让人的本质中更重要的一些东西得到发挥，所以它是克制一部分发扬一部分，克制一面，是为发扬的一面准备前提。然而发扬的一面又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保证人的群体性本质得到最大程度实现，所以人们都能理解，能自觉遵照执行。在这样的社会，文学也特别发达，因为人的崇高本质一直被发扬而非被抑制，人们以之相交往，自然造成文学的兴盛。实际上人们的精神生活就集中于两翼，一方面是仕途，另一方面就是文学；仕途是在现实中建功，通过服务天下获得尊严，获得荣誉，从而获得精神满足；而精神仍有余兴呢？人们又在文学中寄意，文学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高于现实社会的另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交流着生的激情，对美的向往，从而实现充实的人生。然而仕途和文学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政治领域未允女性，这是它的缺陷），当然人人有梦想，活着充满激情了。至于人的一般本质方面，它也是给予了充分考虑的，只是不能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在此前提下，它认可人的一般本质，孔子的“食色，性也”即是证明。融合后的世界，并不就会复现传统中国，然而人们的意志将只能在内部表达，并且人的本质和社会和谐都将被重视，却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传统中国文学的发达，上至皇帝，下至山野村夫到处是诗人，非诗人者，对文学也充满热情，就不难理解人类融合后的情景；不可能复现，然而当人们对外冒进的各个方向都遭遇阻遏，意志又欲扬帆驶向哪里？文学将成为接纳人类最高精神最重要的堡垒。在其中人们可以表达激情，反过来，又能提携社会，就这样，世界融合了，然而人类仍然始终是向上的，一代一代，都充满生的激情，活着，虽然生命短暂，却并不空虚。

这样对传统社会和谐的肯定，对现代社会种种非人性的抨击，并不是从根上推崇传统社会，从根上否定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它本有深刻的合理性，而传统社会呢，本也有众多不足的东西；之所以如此，在于借鉴传统中美好的东西对现代社会作修正，在保持它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的同时使它向更符合人的内在需要的方向转变。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表现在，无论商业本身有多少弊端，它都事实上提供着人们谋生的土壤，也是大多数人证明人生价值的舞台；而其优越性呢，更在于它的体制使人们自利的本能得到充分发扬，从而物质前所未有地发达，相比于传统社会，人们的基本生活更加有保障，至于科学，更是飞跃地发展，这促成了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达，人类的健康更能保证，寿命，也普遍增长。当我们着眼于未来，当克制了它的种种弊端，就会发现未来会比传统社会更美好，是在物质富足的前提下让精神得以发扬；当回顾来路，就会发现充满压抑，充满焦虑的现代文明正有奠基的功劳。

正因为如此，对于现代文明我们不是要推倒它（要推倒也不可能），而是发扬其他方面来弥补它。尤对于中国，越加如此。当我们批评现代社会物质压倒一切的时候，主要指它的前端，对于中国，则主要针对它的趋势，然而对于中国来讲，贫困问题都尚未解决，即使有所缓解呢，国家的综合实力要赖经济，而经济的衰弱，直接就会演化为国家的生存危机，故而，为免贫困，为民族的自尊，国家也须大力发展经济。但发展经济又必须借助商业，必须通过激发人的纯自利本能来达成，这却又是社会精神衰退，全民道德素质下滑的原因。善和恶长在同一母体身上，如何面对？抑制了恶，善也难以发扬，而发扬善呢，恶也得到了营养；在传统社会，在毛主席当政的时期，都是以彻底抑制恶为着眼点的，然而身处当今时代，身处列强环伺的国际大环境中，不可能如此，加以贫困问题也必须解决，只能借商业为利器，那么，就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就好比钢厂要产生污水废气，直接就威胁人的健康，人们都是通过加装一套治污装置来解决环境问题，而不会通过停产来还人类以洁净；只能如此，这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后唯一可行的方式。而对于人类的精神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文学来解决，除此而外，看不到其他途径。当文学得以发扬，人类的崇高精神在另一个空间不断滋长，它弥漫开来，对于商业运行产生的废气，就是抵挡，就是抑制，它可以象过滤器一样将其吸收干净，还给社会的，就是清新的空气。

这就是我们必须进行文学革命的理由。革命，这个词是不宜轻易用的，然而对于文学，对于不断下滑的人类精神，却别无选择。人们并没到绝望的程度，这是事实，然而压抑，已严重地蚕蚀着我们的身心，究竟我们还是不是人，是不是象动物一样活着便行，甚至不及动物，因为疲惫和茫然占据着我们生命最多的岁月，现代人的心理疾病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拥有完整的人的生活，拥有独人具有的崇高理想，那就得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再没有退却的余地；绝地反击，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适应于这一崇高目的，文学自身必须作变革。

在西方，长久以来文学尤其是诗歌都是和社会互相分离的；诗人作家们由于绝望，大都把文学搞成了世人无以理解，独供自己发泄及取乐的东西。再不然呢，就对人类文明的结晶进行消解，无法可想了，就以对神圣的、曾经以之为信仰的东西进行毁灭，以之表明自己的存在，以及顺应令人绝望的世情。然而当消解完之后呢？再有绝望者，却连发泄也没有可使的东西。就此，诗歌算是完结，小说呢？因为它的本质中就内含有让人猎奇消遣的成分，所以还能生存，然而托养人类灵魂的最为重要的核心却也丧失；所以整个文学的内在质素，都已淹灭。这造成，文学和社会互不相干，人们即使在无奈的奔波中想静一静，也不再指望在那里去索取与人共鸣的东西。仍然是古典的传统的文学能安慰人的心灵。中国呢，因为一向落后，有追赶的目标，加以崇高精神在中国有传统，所以相当长时期人们还不曾绝望，而且满怀信心，故而在西方颓废成为社会主潮的时候，文学中却始终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虽然一个时期因为革命的功利需要使文学成为标语口号，文学也失去了它应有的真诚。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的价值观，种种现代潮流涌向中国，由于人们的信仰缺失，观念渐渐被同化，文学就渐有和西方合流的趋势了。诗歌，满是颓废和无聊，或者标新立异，以之为在文学界立身的根据。即使并不绝望，但因为西方经济发达有更大的发言权，影响到文学，人们也愿以之为统领；加入进去了，就取得融会于国际潮流的资格。小说呢，也只是琐碎，人生是平凡的，琐屑的，就照实的写，同样，失去了内在的精神。所以全球一体化导致文学也一体化，整个文学，都充满衰败、卑微的气息。它离人们的内在需要越来越远，假如不加以变革，它绝无承担重任的能力。

必须变革，整个西方近现代无聊的营建都必须抛弃，直接以雪莱、歌德等人为代表的恢宏的气势；国内呢，必须抛却种种卑下的模仿，重续新文学运动昂扬的精神，接过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旗帜，使它们继续飘扬，为我们的楷模，让我们完成重要的历史使命。当然不止于他们，远去的盛唐群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豪杰，人类中一切心灵宏伟者，都是我们精神的导师，通过和他们灵魂的交融，在他们的作品里摄取营养，激发我们的壮志，再铸而成真正能引领现代人类精神的宏伟的作品。

解放人的精神，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使命；然而对于中国，不仅仅是文学，政治也必须变革。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强国强种，抵御外辱就一直是中国的革命者们最重要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先驱们的事业，经历过战争、建设、改革开放，也都秉承着同一目的。在此过程中，政治就是集权，以便统一，以便高效，谈不到民主，也难以民主，一切都服从于应对外部压力。然而这样由战争诞生的体制是绝不能长久的，因为政治权利是每一个人的需要，人们不但需要一般生活，也需要通过政治服务国家，服务民众获得高度的精神满足，这是人作为群体动物根本的内在需要，它仅次于基本生存。当整个国家都处于外在威胁中的时候，人们一致对外，对此感觉还不明显，反而由于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被唤起，内心中满是激昂亢奋，然而和平到来，外力消减时，人们对自己的政治权就高度关注了，未能获得，就充满压抑和悲伤了。虽然政治领域提供的职位有限，人们并不能都获得，但有公平的机会而人们唯因才德不足而落败，人也心服；关键是有了公平的机会人们可以争取，人们就有了梦想，为远大目标而奋斗，人们就有了激情，这与文学一样，都是令人们精神愉快，境界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

真正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必然是高度完善的，是人人可用的工具，当然，文学也是发达的，它提供着现实不足最重要的补偿。然而要建成这样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中当如何着手呢？根本的就在于，必须抛弃虚幻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强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完全不符合人的本质。当人处于极端贫困中时，是希望财富共享的，然而一当有了财富，所谓共享，人还愿意吗？当真如此，人还有什么动力？人都是在彼此竞争中体现人活着的价值的，所谓平等，永远都是你追我赶中形成的基本的动态平等，正是在竞争中，竞争又合作中，人类才发展到现在，并且还将发展下去，当真让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能导致一个结果，人类全体灭绝。这一设想的提出，来自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贫富激烈对抗的现实带给他的刺激，以为表象即是本质，是马克思失误的根本原因。或许出于鼓舞当时的工人运动，功利性地提出了这一设想，而这，更有可能。这一设想本身的虚幻性倒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它反馈于现实带来的影响。由于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实行专制，让信奉的人们来控制；否则，并不信奉它的人们轻易就把它抛撒在历史的尘埃中了，所以，不可能民主，只能专制。然而专制了，并不信奉它的绝大多数人又怎么办呢？所以，这里面蕴藏着极为深刻的矛盾。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各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瓦解，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专制给大多数人带来的长久的压抑。不仅如此，由于它的不合本质，即使入党的人们，许多也不踏实，真诚，是最重要的，然而对于那些意识到了的人们，却不得不在真诚和现实需要间矛盾地徘徊，党，又如何能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前进的坚强的核心？

当矛盾已尖锐到涉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时候，党，没有任何退路，只能选择抛弃共产主义。而且越快越好，只有这样，适应于长久建设的稳定的政治形态才能建立。

共产主义必须抛弃，这是民主的前提，然而社会主义却是可以保留的，而且必须长期坚持，可以大力发展它使之成为这个星球上最优良的制度形式。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可以分割的吗？不但可以，而且必然。社会主义强调集中，强调共同利益，但却并不排斥人与人的竞争，并不排斥人们德才的竞争，反而还加以极大的鼓励。这就既符合人们互相超越的内在本质，又保证了群体和谐，使竞争并不破坏整体；和谐的整体反过来给了人们舞台，使人们的奋斗更有激情，生活更有朝气。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呢？还可以从与西方民主政体的对比中找到答案。西方是彻底民主的，然而一切都由选民决定，社会的塔尖不具有对一般人民提拔的功能，这样，就只是人的一般本能膨胀，当形成全社会的潮流，即使一般人本能得到满足，再寻找精神的出口却已没有空间了，就此，人们都变得琐碎，虽然自由了，基本生活不成问题，却免不了内心的空虚；并且彻底的自由化使社会也是分散的，人与人间并不关心的，因而免不了孤独的，自由的含义只意味着个人自由了，却并无社会作为自由了的人驰骋的背景。这，并不符合人的本质。当全球融合到来，自由的个人无由扩张，孤独，会更深刻。社会主义却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社会主义同样以民主为前提，然而它却强调集中，强调整体，由民主选择的领导层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可以用于人们基本方面的共同利益，也可以用以保护一般人按其基本本能以为不重要，而于提高民族的精神境界极为重要的东西；它不但可以保护那些崇高的东西，还可以以之教育一般人民，使得人民的精神境界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准。

实际上，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不单是革命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化的结果，同时还有传统文化作为根底。中国历来是强调整体的，然而又能让人人充分发挥，它实行高度集权制和科举制，也就实现了个人本质和整体需要的高度统一。科举，是全民性的，也有政治要求，即儒家思想，然而儒家思想乃是对人的本质的总结和提升，人人都能自觉理解，它也就不成为对人的限制，于是也就在事实上成为全民体制。

那么，稳定下来的政治体制是个什么形态呢？当党抛弃了共产主义的虚幻目标，仅以社会主义作为最后标准，那么现实中凡愿为国为民服务的人们，都有了入党的资格，党，就成为愿为一方筹谋，愿为天下筹谋的人们的共有营垒。人们再在党内展开竞争，就确保了人们都有政治权，而党和国家，又有最可靠的人才资源。党的先进性如何保证？就是靠竞争，竞争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只有德才最高者才能获得认同，从而进入国家的各级领导层。这当中，营私舞弊是免不了的，只有以党纪国法进行严惩。但必须肯定民主体制的基本成效；它可能的腐败，将远远低于靠提拔带来的危害，后者免不了任人唯亲，免不了唯上是从，免不了共结黑幕，暗中操作。当然更根本的在于，按一级级提拔，对大多数人不公平；胜者通吃，没有关系者，再没有机会了，而对于国家，更不能保证由最有德才者领航运行，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保他不受人情影响，而单以德才为标准。

当这样的体制实现，人们都有了政治参与权，政治也就稳定下来。这当中，抛弃共产主义设想是最重要的一步，虽然它在人们想象中乃在遥远的未来，然而现实隐隐约约都深受它影响，政治变革也就不可能实现，人人都有政治权，也就不可能到来。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本身是最重要的，一切理论，都是为人服务的，不可能反过来，人去将就理论，当理论本身错了，人丧失自身也得去迎合。同时，必须认真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种种结论进行分辨，哪些是精神，哪些只是按此精神参照现实得出的结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断解放人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思想唯一的核心，唯这一思想主线不会过时，也不存在错误，而任何他依据当时社会状况得出的结论都有可能在时代变化后或因当初思考不周而在后来丧失意义。共产主义，本身只是一种设想，然而它却深刻地影响着现实，它错了，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抛弃，否则，人们被压抑着，心灵未能得到解放，并不符合马克思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初衷。

实际上，三个代表的提出已经为实事求是地解决理论问题及人们的现实出路提供了基本思路，然而由于对旧的思想体系未予清理，它却发展不起来。旧的思想占据着位置，新的思想要发展也没有空间。所以三个代表提出了，却只是口号，人们实际遵从的，还是那些明显不合时代趋势，不合人民心态的种种旧思维。只能以三个代表为依据，为最终形态，它虽然是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而来的，但它根据新的形势及未来可能的演变对前几者作了综合，也就是最实事求是的。我们完全可以以它为基本框架把它发展起来，成为新时代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用以长期指导中华民族的未来。

政治必须变革，然而又必须保持稳定，否则，也会伤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政治的变革只能是渐进式的，在党的领导下采用可控制的方式进行。然而必须变革，这也是不容回避的，要稳定，但不能以政治形态的僵化来理解稳定，那样，表面是无事了，其实是苟且偷安，把矛盾都积压下来，留给了未来，其结果，未来就会更加不稳定。当矛盾积压过深，想用可控制的方式变革也不可能了，如果到了那一步，根源在哪里？不就是现在不作为造成的吗？

政治的变革，涉及诸多重大的现实利害关系，必然是稳健的，渐进的，然而文学却不必如此。况且，政治的基本根基是良好的，而文学，尤其是诗歌，却到了衰亡的程度，所以文学必须先行，它没有任何理由拖延，眼看人类精神下滑而徒生叹息。

当西方因为长久衰微动力明显不足，中国，必须挺身而出。不要等待，等也等不来，只能从我们开始。会有种种艰难，有数不清的有形无形的利箭，然而都必须挺下来，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的旗帜，我们必须护住它，象维护我们的眼珠和生命。当我们坚持下来，我相信，在西方世界，在雪莱和歌德的后人们那里会有强烈的回响；整个世界，都会欢迎文学复兴的到来。

我著有《论诗歌的发展方向》一书，可为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现向各位文友公布其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