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设置：人文境界与文学 |
近期于一系列有关文学的论述中，对于“人文境界”这一词语，我提到过许多次，许多次里多就境界论境界。到底什么是人文境界，何样的人文境界对于文学创造方更理想，这是个大话题，于这里也只能简论。
“人文”一词，《词海》讲“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我国最见于《易经》贲卦：“文明即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至于常见的“人文精神”这一提法，当来源于“人文科学”，主指人性与教养。欧洲十五、六世纪开始使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其广义是指对社会现象与与文化艺术的研究。至于“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针对当时的封建、宗教统治提出的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先进思想。“人文精神”的“精神”偏重于活力，“人文境界”的“境界”则是其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或至境，故我以为还是以“人文境界”一词展开讨论为好。人文境界就文学讲，自然当是人文主义所包容的以人为本。然而由于社会、时代的变革，执政者依其观念所施政策的不同，自会有多种偏重与阐绎，因此也就有了公说婆说的辩证因素。但是作为诗人、作家也即文学家，到底归依何所，何以于文学中阐述一个作家或诗人的观念、见地也即人文境界？这即是我们要讨论的主旨。但是由于观念、见地尤其见地的不同，其论点自会各有不同，故而此文也只能是个人见地，抛砖引玉而已。
当今世界，在中国，就政界讲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提法，就世界讲是多极多元的世界。多极多元，就是说不仅只限于中国的专论，以宗教或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国家，与其中国论调更难相符。但是不管何论，以人为本也即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当是世界对于社会人文的主流意识。人就意识形态讲，归一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不管何种人物，何种伟人，伟大到何种地步，公认者而外，说到底多是一向的伟大，一个集团或一种宗教一个政党之成见。这就是说人终归是人，欲想以一种观念一种见地去征服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沿一条思路走到底，无异于痴人说梦。故而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没有的，四海归一除施暴力而外也绝对不可能。暴力自古至今只能是暂时的，权宜的，长此以往必会是专制与独裁。社会、人生与思想，有其历史传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源于哲学，就哲学讲，所有的政治俱无定论，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有定论，一旦定论了，不是停滞便是衰退。不管亚里士多得，赫拉克利特，抑或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只能是一己之见，他人发展或发挥，也只能是彼一流派，此一主观，不可能一统天下。故而愈是乌托帮愈常说代表全人类，凡说代表全人类的俱都是欺骗与谎言。还可以就一个伟人考察。孔子可谓影响中国以及周边国家两千多年的思想家，不管社会人伦与政体观念，各个领域都有所渗透与发展，就政体讲也只能是各取所需。倘是把孔子的主体理念仁义礼智信列为治国大纲，就没有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融汇法家的刑罚狱威之后，其仁义礼智信即会被搁置一边。政治家的各取所需，较为哲学家的客观思辩实难相提并论。政治家面对的是需要现实，哲学家面对的是现实需要，故而有其本质的不同。所以孔子仅有其现实之参照的一面，其他的所有伟人尤其政治家也只能如此，甚或更为短命。我所以提出“唯思想专利独有”，从人出发而外，也是对于一些欲独占人之大脑也即思维活动者的抗衡。世界上不管何种学科，倘是离开以人为本，势必就是空谈。人就是人，一个人正如一颗卫星一样，有预期目的却无终极目的，一旦确立了终极目的，不仅难以完成，即使完成也非初衷。依从一种理论一种观念倘是把人或己框架得太死，势必落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更何况纯唯物主义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唯物得了头脑，唯物不了生活，唯物得了生活，唯物不了天性。天性的需求，比如衣食住行性，爱恨喜怒忧，生老病死葬，尤其个人嗜好，比如诗书琴棋画，儒佛道基督，毒赌盗凶淫，有唯物但谁曾俱去唯物？一句话顶一万句能是唯物？造神运动能是唯物？万岁遍呼能是唯物？存尸供展能是唯物？能是永恒？倘是人人都存尸以求不朽呢？所以结论是人，唯称其为人而已，要分也只有人文境界的高下之分，绝无完人之说，完人仅存在于神话之中，愈是违背这一原理者，其最终愈会意与愿违，走向反面；其二是永恒绝不存在，即使天体也在从时而变，不管何种伟人、真理或主义，仅是一时一地一人之说道，否则天地人伦就不会再前进，欲超越其客观存在而步入终极者，俱都是走火入魔而忘记了人是什么。
基于此，我们再谈文学或文学家，或可更有头绪。也就是说文学与文学家，到底何依何从？依其一派之见的政治集团或宗教？从其世界或社会之潮流？还是立于前人之肩头展其自我之主观？毋须多说，唯其后二者在于文学家方是正道沧桑。历史上不管中国或外国的文学家，不管但丁、巴尔扎克、歌德抑或是托尔斯泰，不管屈原、李杜、兰陵笑笑生抑或是曹雪芹，其规律是无不以其社会、历史与现实升发起来的个人的学识、理念与见地，再回头去观察、理解与描绘其社会、历史与现实。倘是依从政治家的规范与指点，就不会有文学，尤其真正的文学。这从现代的一些文学尤其前苏联与中国的一些现代文学，即可窥知八九。前苏联五十年代曾出现过两部非同一般的作品，一是《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一是《日瓦戈医生》。前者翻译到中国之后，是以行政手段大力炒作推行的作品，在当时的反对官僚主义方面有其典型的意义，并迎得了一片喝彩，尽管文革期被批判为毒草。但是它毕境是一定时期体制之内有规范有苑囿的作品，短命自是必然。而《日瓦戈医生》却是以作家个人的主观视觉观察思考之后，所展示出来的具有独到见地与个性的作品，未依从体制的意识去人云亦云，故在当时苏联遭禁，其作者亦遭到诸多责难，然而却因此为作者迎得了诺贝尔文学大奖。如此产生于非正常压抑之下的作品，在前苏联还有《古拉格群岛》、《大师和玛格丽特》等，这足以说明文学绝非某种体制之内或政令之下的附庸之物。在中国不仅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学家烙印着政治与实用色彩，即使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与诗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体制或政治或时风的影响与苑囿。巴金的《雾》、《雨》、《电》，就明显地展示着当时的“爱情加革命”的一种时风与偏叵，而《家》、《春》、《秋》，不能不说也是在五四运动启发下明显带有所谓的反封建的烙印。由此可见，人很难逃脱他所处的时代，更何况还有时代铁腕人物的倡导与号召，或是权势权威意识的强制与灌输。特定环境中的文学家并非常人所说的信笔挥洒，而是有时候身不由主，有时候自身已融入时政观念与意识，由不得自己。然而就文学讲，就文学艺术其本身并无国界而论，文学家一旦囿于单一意识的束缚，视野自会狭隘，作品自会单调，抑或是只能为部分人所接受。更何况近百年来尤其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学在中国基本上已形成一种程式，即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社会效益或此前的提法干于生活，为工农兵服务或群众喜闻乐见，更狭隘的还有写工农兵，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以至于“三突出”、“高大全”。这一切都在说明着以往的许多年里，文学与文人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稍有越规，即会险象丛生，以至于文革期间鲁迅一人而外，几乎没有不被批判的文学与文学家。这般形势下人文境界无法提也不能提，能提的只有坚持一元化领导，改造思想提高觉悟，把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转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如此再让作家诗人拿出独具个性与独特性的文学作品，是艰难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可能也只有悄然写作于“地下”。至如今再回头看这一程文学路，难免唏嘘长叹：没有人情人性或人文境界的岁月，自然是非正常的岁月，独断专行的岁月。
至而今经济面临的是与世界接轨，要全球化，文学本就没有国界，沿此规律前进更是自然。既然有了全球化的语境，作为中国的文学家或欲作文学家者，认识以往理解当前看清世界更为必要。我们常说的人文境界，应是广采博纳的知识结构，以人为本的天下意识，独具个性的深邃见地，艺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我这里所说的天人合一，当是老子所言“大巧若拙”，李白所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五项又以知识为基础，否则其他四项无从谈起。知识也即学识，独具渊博的学识者，古之称为鸿儒，今之称为学者。人不学富五车，就很难以其俯视的理性目光，去穿透世事人伦，悟及天声神韵。人文境界的“境界”二字，说到底就是学识的升华，无学识也便无境界，即使有也只属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能“以化成天下”，以使人类享受其美的熏陶。人文境界，绝非常说之思想觉悟的同义语，更非宗教政党集团所信仰的终极目标，而是此生于世于人之洞入秋毫的明净情怀，于智于信的执着理念，“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抱负与愿望，且以人为出发点再回到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兴亡亦天下。唯其如此方能“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也就是说方可特立独行，行文赋诗方才能具有独特性，其诗文之主人当是独具个性之主人。至于文学家需不需具有终极信仰，可有但不可尽有。倘是尽有，你去西天，我去天国，他去伊甸园，或是各拉各的人马各走各的路，文学家且以文学以化成信仰之终极，更多的黎民百姓或是更多的欲受文学之美熏陶者，将以何熏陶？更何况有终极信仰者也是人，也与所有的人有着共同的人性与人情，共同的人性与人情所需要的，无非人之常情并以此常情生发出来的诸多新奇与美感。美是常人所具有的天性，尽管对于美的理解上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有所差异，但是所需所求起码的规律是一致的。文学家面对或关照的是这些常人而非非终极不愿涉足者，非终极不愿涉足者，不管其话语如何地冠冕堂皇，实属不可理喻或荒谬绝伦。世界本来就是多元，人生自古无终极，政家哲人都在各持一说了此一生，文人墨客能走多远去向哪里？我不悲观，也不厌世，而是说人一生本就在七言八语的谬论邪说或是各持己见中生话着，是理非理中观望着，今是昨非中争执着，理想梦幻中向往着，爱恨无终中承受着，唯有人情人性是真实的，对此能够看清与识别，并以这看清与识别的意识境界也即人文境界，把一生愿做的事情做得更好，即已万事大吉。所以我在《孤灯独坐深》一诗中有如此诗句：“谁不是昏昏噩噩度此一生／谁不在日记背后明明地书写着／千秋万代草民的归宿就是注脚／即使至尊九五九五之上的九五”。古之秦皇汉武今何在？留下什么？无非帝王专制承袭至今；今之斯大林毛泽东人在何处？留下什么？无非帝王权术贯以革命之术语用之于现代。近百年以人类最为美好的愿望之名义，轰轰烈烈地暴力争夺杀伐建邦立业并欲以此去永恒，最终却是乌托帮，以一场噩梦了却其归宿，已经是一个距大的注脚了，还欲去作更多的说明么？
已经不必，必要的是认识，认识以往认识而今，更需认识自我。自我能不能认识得上去，不仅是学识，还需要高屋建瓴的人文境界，这就需要对如何提高人文境界再作以探讨。上面说了，“人文”指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它包容了文化、历史与哲学的各个方面。但是人文不是文人，文人更不等于人文境界，境界是文人的素质体现，一般谓之为精神，上面说了我则谓之为境界。如果说《道德经》中的“道”是知识，“德”则是知识升华为境界，庄子的“大辩不言”，也即“致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万物而不伤”则是知、用间顾，也即对于世事的洞彻与把握。也只有洞彻与把握，知天文明地理，主客互容，大彻大悟，方能够“达人知命”，天人合一。人到此境，方可称为高境界，知己知人知世了然于心而又慈悲于怀，即如宋人向子湮所言“胸次山高水远，笔端云起风狂”，个性独到自寓其内。于是人便具备了人的尊严，视死如归而外再也不可能有所变更与转移，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是此意。唯其如此，方可谓真正的“灵魂深外闹革命”，真正的认识并握有了人的价值与价值观，除此而外，一切都是谎言。知识是提升境界的基础，境界则是处世为人抑或特立独行诉诸以求的做人准则。故而只有人文境界的高尚，方是人之至境，所以光有学识不将其学识升华到以此洞察世态人情并能阐发一己之见地是不行的。这见地自然是以人为本的见地，以己之识的见地，见地出人所未见，抒写出人所未写的见地。这在中国尤为必要，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让人看到的唯是帝王将相而少有自我，甚或自我本就是帝王将相的附属物，古之载道、代圣贤言，今之颂赞、为政治服务，足以说明着文学与文人的御用与少有自我。然而许多年里，甚至自古至今，中国人的人文承传不是没有，但就人文境界的教育上，不仅缺乏，却一直沿着功利、实用的载道说向前推进，甚至剔除了以人为本的人情与人性，到文化大革命也便只余人这个任从贯输乌托帮理念的躯壳，尚还要一再地批判、挞代与横扫，唯恐谎谬不足人文有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我”、“小我”之争，而今的社会效益，说到底依然是一种苑囿，是一种指挥棒下的社会语境。如此语境里走出的作家与诗人，如无特立独行自我之提升，应该说依旧是一种模式的诗人与作家，其作品自然逃不脱惯有的模式与倡导。知青作家出现了一大批，王小波等少数而外，少有个性与独特性，即是明证。这就是说人欲想超脱故有的窠臼是艰难的，这艰难不仅是时政，还有历史，还有世俗、家训与师教。在中国，活命哲学何以会比人文哲学多得多流行得多？比如“话到口头留半句，逢人莫抛一片心”，比如“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比如“枪打出头鸟”，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以及“守分安命，顺时听天”、“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明哲保身”等等等等。与其说这是中国人的奴性，倒不如说这是社会制约对于人文境界的束缚与压抑。历史、社会、人生之弊端，走不出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依旧是平庸无奇，人云亦云，唯唯诺诺。上世纪四、五、六七十年代的老作家，晚年不无喟叹缺少自我，是时代的制约，而今的青年文学者，虽有了言路的宽松，但认识上不去，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对向有的历史、社会与人生缺乏探讨与理解。近日听到一则笑话，笑话说有两个知名作家不期而遇坐进了某茶馆，一直以现实为题材者先拉开了话题：“你何以老写帝王将相？”
答曰：“你想想，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帝王史，那般的海阔天空，游忍有余，哪能只让当今的张家嫂李家哥缠住手脚？”
回曰：“而今的张家嫂李家哥如果远离了封建专制王朝，寻到了自己的桃花园呢？”
答曰：“那得到哪个猴年马月？”
回曰：“此话差矣，几近半个世纪以前的《李双双小传》与此后的《金光大道》，不是已经到过了嘛！”
尽管这是笑话，倒也在说明说一个无容回避的话题，那就是诗人作家当如何去做真正的诗人与作家，而不仅仅是时势的传声筒。对于人，佛家有看破红尘归原了性，道家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儒家所教则是“德不孤必有邻”，哲学家则是“每个人天生都渴望认识世界”，而政治家多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者常是社会之主导，有何种政治就有何种人，所以卢梭有言：“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中国人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的驯化，可谓奴性已惯却不知奴性已惯，甚至反以为是公理，故一千七百年前诸葛孔明对阿斗所说的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成为将相臣民效忠一国之君的口头禅，信守不移，持之为美德之首。奴性的一惯，人性的冷漠，物欲的竞争，本性的唤起，在一个人文科学向无体系且还要一再欲将人性、人情砸烂的的国度里，人文境界一滑再滑势在必然，这是客观也是现实。现实的社会人文素质普遍低下，道德观念普遍淡簿，有目共睹，且由来已久。历史的原因是封建专制，向无人文关怀与人文主义的彻底触及也可说革命；现代的原因是只革命政权未革命人生之权益，反而将人这一世界之主体推到了社会之附庸的边缘。文学家，对此倘无清醒地认识就很难更上一个层次，更谈不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尤其是兼济天下。同时还应该知道至高层次的人文境界，不可能群体到达，更多则是个人修身的结果，个人不去“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也就很难“闻一以知十”以提升斯文，尤其欲成其为真正的文学家者。对此一千五百年前刘勰说过这样的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而现代人鲁迅也在直言不违：“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我在《由当下散文说开去之二》一文中也曾说过：“当代不是缺少诗人与作家，而是缺少独具个性的诗人与作家。”文学家欲想冲破鲁迅所言之“传统思想和手法”，建树起自我的人格，在人文境界上“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就是孟老夫子的一席话，也当是此文的结束语：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２００４．１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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