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color=#FF0000>美国前总统卡特为之颁奖的人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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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2003年国庆节前夕，在厦大民盟总支的一次盟务活动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校社会学系副主任胡荣教授的论文获奖，而且还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为他颁的奖！
    那天是个周末，活动是在海滨的一家茶舍里进行的，中间休息时，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海边，一边欣赏海景，一边聊天。我不由兴高采烈地向身边的人讲述我八月末赴延吉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并顺带去了长白山，而且登上了山顶的天池的事。身边的一位盟友附和说，能看清天池的真面目不易，某某领导曾去了三次也未能识其真貌--那里只有夏季的几个月适合登山，即使此时登山，由于海拔高，气候多变，说风就是雨，要不就大雾沉沉，也难以见其真容！是啊，那天我们真是幸运，上山时天气晴朗，能一睹芳容！天池是个火山池，白山头远看颇像日本的富士山，爬上去很不易，正面上山的坡度只有30来度，十分陡峭，这对膝关节有病连上、下楼梯都不便的我，真是一大考验！最终，我上去了，那还真得有点儿拼搏精神呢，我怎能不沾沾自喜！当我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时，我身旁的胡教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刚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的论文《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获得了一等奖的第一名，而为他颁奖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多新鲜的事啊，他却讲得那么平淡！？我正想听下去，休息时间到了，得继续开会了！
    胡教授称得上是一位海归派，他是在香港得的博士学位，又在美国当过访问学者。文质彬彬的他，既带书卷气又带着几分洋气，常爱穿一身黑色的西服便装。从外表上看，很难把他与农村联系起来，而他获奖的课题却千真万确是农村课题！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我才又有机会与他相遇，我不由重提此话题！当我问起他为什么会对农村课题如此感兴趣时，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问题也就好办了！的确如此，只有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才能加速，所以，即使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啊！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农村情结呢？他告诉我农村本是生他、养他的地方。1962年6月，他出生于福建省寿宁县犀溪乡库坑村，一户世世代代都是种田的农民家庭中。库坑，那时是个贫困落后偏僻的小山村，仅五、六座房子，人口不上百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顺着羊肠小路从我们库坑村走到乡里的犀溪小学，又从犀溪中学到宁德师专。
他于1978年考上宁德师专，两年后，才十八岁的他，就走上了中学讲台，叩响了生活的大门，也告别了农村。在学业上，他未就此止步，继续在无涯的学海中搏击：他在中学教学的四年里，边教课边自学大学哲学专业的课程和英语，198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1986年他二十四岁时获天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而后到厦门大学任教。由于他业务上的突出表现，1992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5年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年仅三十三岁的他，是中国社会学界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1996年9月又到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1999年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回到厦大社会学系任教，成为该系的学术带头人，后来又担负起副系主任的重担。2003年2月至2003年6月，他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rbana-Champaign分校东亚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有这样的苦读经历，怎能不学识渊博？这些都为他获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88年算起，他用中文、英文发表的文章与专著、译作就达五十五篇（部）之多，其中农村题材的就占了十几篇。论文、专著获奖多达十二次，其中有四次为农村课题的，《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便是其中之一。
原来，为纪念《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5周年，由民政部协调，卡特中心赞助，《中国人大新闻网》、《中国村民自治信息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中国农村研究网》联合主办了《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活动。活动于2003年3月1日开始，7月31日结束，共收到稿件1057件。评委会由国内和美国的专家12人组成，对来稿实行匿名评审。经严格初审、复审，最后评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10篇，优秀奖50篇。他的论文终于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的第一名，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状元！
谈到获奖原因，他说：拙文之所以得到全体专家的好评，主要是文章在学术质量上比较高。在文章中，我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理论，在充分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与国外最新的观点进行对话（这是目前国内同类研究最为欠缺的）。同时，在调查指标的设计上，我指出了国外同行在这方面的不足，因而超越了他们的研究。
  他说，文章所探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究竟在村委会选举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的问题。美国学者欧博文认为经济发展有利于村委会选举，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却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戴慕珍和杜克大学的史天键都认为，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虽然能够提升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却可能削弱村级选举，因为在任的领导可以运用新获得的经济资源巩固权力，从而得以不执行中央关于在村级推行竞争性选举的决定。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在测量的指标上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戴慕珍和史天键衡量村委会选举所用的指标，仅仅是是否举行过选举和是否差额选举。如果说在选举的早期用这种简单的指标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话，那么，随着村级选举的全面铺开，这样的指标就过于简单化了。为了能够准确测量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在胡荣的研究中，他用的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共有15个问题，这里包括候选人如何提名，正式候选人如何产生，以及选举投票的程序等。在经济发展的指标方面，史天键使用的是县人均GDP以及县级人均GDP计算出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没有相关村一级的经济发展数据。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县级经济发展的数据解释村一级的选举情况未免有些牵强。因此胡荣文章中有关经济发展的指标，都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都是村一级的数据。其次，他认为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各个省之间的制度差异性，而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样本进行研究。与这些国外专家不同的是：他的数据资料是来自2001年10月至11月在福建省的寿宁县和厦门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共调查了10个乡镇，40个行政村，913户村民。
根据调查的数据，他详细分析了经济发展以及其它相关变量与村委会选举之间的关系。文章的结论是：经济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村委会选举的成败，一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是村委会选举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村集体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情况下，村民参与的回报才有可能大于参与的投入，村民才会积极参与选举，村委会选举的规定才能够很好地得到实施。换而言之，村委会选举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是解决村民利益纠纷的一种机制，有了经济发展，有了相当数量的集体收入，村民的利益就会被激活，不同自然村、不同小组、不同职业群体以及不同宗族的利益都需要得到体现。
 《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颁奖典礼于2003年9月8日上午在北京中民大厦举行，会议由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主持。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和美国前总统卡特中心主席卡特先生，出席了颁奖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他们还就中国村民自治问题发表了讲话。胡荣教授作为获奖代表，也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讲话。颁奖典礼后，出席会议的代表还就扩大基层民主和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动政治文明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建立和完善等问题进行研讨。
    能写出这么好的农村课题的论文，的确与他的农村情结分不开，他可以说是人在城市心在农村呀！他是这样倾吐他的衷肠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很了解农民，我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从小喝家乡的水长大，我对家乡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故乡的溪水常常在我梦中流过，那里的一草一木对我来说是那样亲切。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常常想起家乡，想起那里的父老乡亲。虽然后来在厦门工作，但我也经常利用寒暑假到农村看看。中国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憨厚老实，但他们的许多基本权利通常无法得到保障。家乡的父老乡亲，无论过去是否相识，在他们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时，常常会给我来电话或写信，希望我能出面帮他们说说话。例如，上面拨给某个村修路的款项，被乡里挪用无法及时到位，想叫我跟县里说一说；某位村民因没有及时缴纳税费而被乡干部毒打，想叫我帮他交告状信；某位怀孕的亲戚，因没有办准生证而被乡干部扣留，并要交巨额罚款，想找我说说情；某个村民的房子因修公路被拆，但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也想叫我帮助问一问，等等。虽然我想尽力去帮他们，但自己不是政府官员，许多事情总是无能为力。家乡村民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全国各地许许多多农民都会遇到的类似问题。要真正帮助农民，就要从制度上给农民争取更多的权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帮助农民。于是，我想做一个学者所能做的事：研究农民问题，为农民说话，向政府提供建议，从制度上保护农民的权益！是啊，没有他这颗想从制度上保护农民的权益的心，又岂能写出这样的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好文章呢？
他对农民的深情可以说是时时事事都能流露出来，如，上个月一次看中央台今日说法的节目，其中北京某工地的500个农民工被评为2003年度的法制人物。节目里的短片介绍这些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加班加点，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但年底却领不到工钱。当解说员谈到他们在城市里受苦受累，只想拿回钱让孩子也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玩具，也能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上学时，他这位堂堂男子汉，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是从1997年真正开始研究农民问题的。1996年到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选定了村委会选举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97年是福建省村委会换届选举年，他从3月至5月先后深入到厦门集美区灌口镇顶许村、厦门湖里区禾山镇后坑村以及寿宁县犀溪乡的十多个村庄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分别访问了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干部。1998年9月又再次到厦门和寿宁农村访问。在通过论文答辩后，他于1999年6月回到厦大任教，并利用各种机会到农村调查。2000年又值福建省村委会换届选举之时，他带领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班的学生到禾山镇高林、后坑、蔡塘等村观察选举过程。2001年5月，他参加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举办的百名专家老区行活动，到三明市的三元区、宁化县、建宁县、泰宁县、将乐县、沙县进行了考察和调研。2001年10月，他带领社会学系毕业班学生19人，到寿宁县和厦门同安区40个行政村进行入户调查，共访问913户农民。2003年10月至11月，他又带领社会学系毕业班学生16人，到福建寿宁县和浙江泰顺县农村进行入户调查，共访问824户农民。
近年来，他在农村研究方面，尤其是村委会选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01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他不仅在本专业最具有权威性的刊物《社会学研究》上发表多篇文章，同时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日本的《中国21》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先后到美国（1998年5月）、荷兰（1998年7月）、日本（2002年9月）和香港（1998年、2001年）等地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并宣读论文。2001年11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之邀，到台湾访问考察一个月；2003年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访问三个半月。
    目前，中国农村问题已经引起许多的学者的关注，他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而言，或许不是最多的，但从质量上而言，应该是最扎实的，最能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能够与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对话的！所以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被国外同行广泛引用。
他认为，与国外的同行相比，目前国内的研究还存在相当的差距。国内有的学者很勤奋，有的一年出好几本书，十几篇文章，但因踏踏实实的研究做得还不够，成果无法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他认为，国内学术研究的浮燥之风，对学科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他想努力改变这种情况：一是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研究，为国内同行树立榜样；二是在大大小的会议上呼吁国内同行的研究要注意学术规范。他觉得，我们目前的许多学科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一些文章虽然也引述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著中的一些原话，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种引用，往往只是只言片语的引用，而没有系统地引用相关的前人文献，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发现或观点与前人的相关的观点进行比较和讨论，读者无法知道某篇文章究竟有没有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其结果是使得许多研究沦为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如果把学科的建设比做建高楼大厦的话，那么这个学科的每一项研究成果、每一本著作和每一篇文章，都是构筑这座大厦的砖块。砖块必须按一定的蓝图垒砌才能建成大厦，每一项的研究成果必须与整个学科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他说得多好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随着对他的逐步深入了解，我的脑海里时时浮出冰山一角一词！他的文章《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在《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中脱颖而出，而那只是露出海面的一角，它的下部又有着多么深厚、多么宽阔的基础啊！我深信，他这位年轻有为的学者，不仅能挑起农村问题研究的大梁，而且能带出一批批后来人！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专家关心农村课题，为农村的蓬勃发展，献计献策！
    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农村越来越美好，祝愿祖国日新月异，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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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 color=#008000>一句话点评：民族的脊梁！</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