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去哪家医院做？我们跑来跑去地调查打听。当时找了许多人，既有病友，也有医生。有些问题问得很可笑。在几个医院，胡敏都追问医生，您们这里是最好的吗？做骨髓移植在哪里算是最佳选择？有的医生避开不答，有的医生说这种问法太幼稚了，在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生这样回我们：你这么问，应该怎么答才好呢？若论设备各个医院都大体差不多，若论技术谁敢标榜自己更强一筹？与其他医院相比，我们的优势就是开展得早一些，经历的多一些，而且，说是这样说，仓位一直很紧，你们一时也不可能住得进来的。

随后从武警总医院护士长的口里我们了解到亚洲骨髓移植最早的倡导人叫陆道培，而他正是人民医院四位院士之一，我们开始有了心中的理想。

但是，象人民医院那位医生所说的一样，许多病友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人民医院排队等待的太多，不等上几个月或者半年的，根本不会被考虑。

我选择等待显然不理智。单位不可能单独拿出这笔钱为我存着，随时随地的变化都是可能的。我和胡敏商量，干脆选307，或者301。

那时我的母亲来了。我们在李静父亲的帮助下，在307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和李静是邻居。

一件事却更改了我选307的打算。说起来好可笑，那时候我可是怕极了。我们租着的那片房子平日里流动来流动去都住着白血病人，房东是位老大妈，人很爱说，那天晚上，她在闲聊时可惜地说，生这种病，不可大意啊。上个月曾住西屋的一个病人死去了，是在骨髓移植后。本来挺好的，已经出院回去了，突然在老家栽了一个筋头，赶紧坐飞机返回307，刚到这里人就不行啦。我问她那人多大？他说30左右，男的，是个公务员，爱人是教师，骨髓是他弟弟的，他弟弟好象也是教师。

竟然什么都一样！我弟弟金链也是教师呀，我心底的吃惊可想而知。怎么能吻合得这么厉害？难道是某种提醒？

生病后那思想真是脆得不轻。我对胡敏说，坚决不能在307，咱们抓紧去301。

到了301，一个大夫说，我的看法，你半年到一年以后再做也不迟。骨髓移植手术是伴着较大风险的，以你的状况，在一年内的生活质量应该是不错的，先稳当地享受一年的生命不是挺好的吗。

我说：“对于手术本身是早晚无所谓还是越早越好？”他说：“那当然越早越好。但是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事情是矛盾的。怎么决策当然在你自己了。”

我说：“如果有可能，现在就做。”

他看上去多少有些不解。他说：“那好吧，我给你填上入院申请单，估计得一个月到两个月后能住进来。如果你们有固定电话，住院处到时会通知你们；如果没有，就隔一段时间过来看一看。”

我们三天左右就去看一次，一直没有结果。

资金、医院两件大事没落实到位，我和胡敏的心里很不踏实。

骨髓配型成功后，我把喜讯告诉了刘书记，刘书记特别高兴，说我还要去北京，正好把入院的钱给你带去。

我们就盼着刘书记早一天到北京来。

8月30日，刘书记来电话说机票已经买好，我激动得心咚咚跳，想必胡敏也跟我一样。

9月2日，刘书记来京。同来的还有副书记黄兴运、秘书惠中义。

说是10点到，我和胡敏提前一个小时就在武警总医院门口等着了。

一见面就说起确定医院的事。胡敏把对几家医院的比较和我们的期望告诉了刘书记。

刘书记做事情真是永远的利落。他决定，打的去人民医院，行与不行闯一下再说。

　　那时，他们的行李还在身上呢。

真是好事多磨，也许是我的运气特好，这一闯竟然戏剧般地闯上了。

几个人先挂了二楼的血液门诊。年轻的门诊大夫听说我是要做移植的，建议我下星期四上午挂骨髓移植科黄主任的专家门诊。刘书记说，要等待下周四，那太久了。我们现在能不能见到他？大夫说，平时他忙得不可开交，不会接待客人的。刘书记问我，骨髓移植在几楼？我说，九楼。刘书记说，走，咱上九楼。

九楼一个护士问我们找谁，刘书记说找黄主任。护士说他就在办公室，不过现在有事，稍等一下就行了。我们被带到黄主任的办公室门口，看到黄主任的办公室里正有一个客人。只过了两三分钟那位客人就起身告辞了。结果没费力气就见上了黄主任。

想不到黄主任非常的客气，见到我和弟弟配型相合的检验单后，他也为我高兴，不断地点头：“各个位点全都相同，配得特别好，不错不错，下周一就可以入仓。”

天啊，下周一就可以入仓！黄主任说病人要求入仓而立刻就有仓位的事以前是没有的，我们来得太巧又太巧。院方早上九点才从一楼儿科协调了四间病房让给骨髓移植科，所以，也恰在今天，九楼的病人一下子下到一楼四个，九楼的特护病房一下子腾出来四个，仓里情况较好的病人一下子出来四个。

黄主任甚至当场就开了入院通知，并开了一厚摞的检查单让我下午就进行全面体检。

这个结局谁都没料到。

好象打胜了一场战役，从九楼下来的时候，几个人都无比激动。我说，刘书记，这真是您带来的运气。刘书记说，哪是我的事，你的造化还真的大，我相信，你是命不该绝的。黄书记兴奋地面目通红，说，都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看起来还真是不错。

刘书记一行在靠近医院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了下来。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了。刘书记说，饿坏了，我请客，咱们可得吃饭啦。记得我的弟弟也赶来了，我们吃着、说着，我看着眼前的场面，觉得内心有一股湿湿的温暖在汩汩流淌。

晚上，在刘书记的召集下，我们开了一个“小会”。刘书记说，我代表单位，胡敏代表家庭，咱们碰个头，做最后的拍板定案。家庭的板得胡敏来拍，单位的板我来拍。

看得出胡敏多少有些迟疑，她说，刘书记，我决定了。

刘书记说，胡敏，你这么说，咱们就定下来了。本来想让吕乡长过来的，我想了一下，还是我来最合适，这个板应该我来拍。

刘书记问我的弟弟金链，我这边已经定了，你嫂子这边也定了，你这边得给我有个保证，你能否保证没有闪失。

金链说，刘书记，您放心，我不会有问题。

刘书记说，你爱人呢？

金链说，她同意。

刘书记说，万一到时候有什么变化怎么办？

金链说，肯定不会有问题，您放心。要是您还不放心，我这么给你保证，假如我爱人反悔了，就是偷偷地跑出来，我也会到北京把骨髓献给我哥哥。

刘书记说，金链，我代表乡里、代表金平的同事、同志们先感谢你。

金链的眼泪淌了出来：刘书记，应该我来感谢您。

第二天上午刘书记他们就要回去了。我的依恋情绪在分别的瞬间突然变得很重。我已经朝最好的方向在努力、在前进，但这一分手今后能否再见在谁心里都是问号。我说，刘书记、黄书记、大惠（平时都习惯这样叫），您们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争取咱们还有机会再见。医院说70%的成功率，我会让这个比率大一些、更大一些。

每个人都哭了。我想起一件事，把大惠拉到一边，告诉他，要是我拼不过去，今后不在了，胡敏和大跃生活里为难的事还托你多多照顾。大惠说你一定拼得过去。我说你先答应我，大惠呜呜地哭出声来。在单位里我们都是年轻人，交情甚笃。当然此时相托，既有一份暖意，更有一份凄凉。

出租车的后影渐渐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