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少，从九楼望下去，大街的路灯下已经有早起去卖菜的小贩们拉着木板车在那里穿行。我估计差不多是凌晨四点了，我得回去做饭了，我必须在六点以前把做好的饭菜交给那个专门负责给饭菜消毒的女师傅，她要在七点半以前把饭菜在蒸锅里用200度的高温蒸出来。

我回过头看舱里，他还在昏昏地睡着。我不打算等他醒来了。

阳台尽头的拐弯处，在大楼的侧面有一个露天的楼梯，大概是意外时用的紧急出口。这个紧急通道和每一层的病房有一个矮窗相隔，平日里除了七层呼吸科病房，其它楼层都从里面将矮窗封锁上。(我猜想可能是呼吸科的病人更需要清新的空气才将窗户一直开着。)

我不可以总是叫醒九楼的护士来为我开门，就只有从七楼走过了。

我轻手轻脚地下到七层，推开半掩着的矮窗，然后跨了过去。

前面是一个长长的甬道，墙角的指示灯闪着昏光，我从每一个病房门前轻轻走过。抢救室的门是开着，呼——呼——呼——，里面清晰地传来呼吸机低沉的声音，监测屏上心电图还在弯曲地走着。我看不到病人，但我能想象那个微弱的生命正在死神面前苦苦挣扎。

虽然每天都要从这里走过，我仍然觉得害怕，我不敢再转回头看。呼吸机上抢救过多少人，死过多少人，恐怕谁也数不清。我觉得有好多个影子在跟着我，他们的眼睛就潜藏在暗夜里，正窥视着我，我甚至害怕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昨夜和他商量今天早上吃什么来着？”

我拼命将我的思绪与眼前的情景分开。

快到洗手间门口的时候，我放慢自己的脚步，我担心深夜里碰上病人，也许我会吓着他们。

“嗙”的一声，我的脚踢到了一个矿泉水的瓶子，心“突”地揪成一个硬石头，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长长的甬道终于到了尽头，大门是关着的，我轻轻地、慢慢地推开一个门缝，侧身闪了过去。

电梯口一个人也没有，我进去，然后一路不停地开到一楼。出电梯转过几个弯，远远看见值班的门卫正坐在大门口的椅子上打盹儿，一颗紧张的心才完全地松弛下来。

这是其中的一天，差不多每一天都是如此。

阳台的中秋夜

今晚是中秋夜，九楼的阳台真是热闹非凡，各家的电话彼此起伏，来自天南海北，什么样的语调都有。

我打开对讲话筒问朱：“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饭盒里多了两块月饼，我还能猜不到是什么日子呀？！”

“吃了吗？”

“还没有呐，想和你一块吃。今晚的月亮好吗？”

“好，和去年一样好，过一会就能照到窗子里了，你会看到的。”

我高兴地拿出两块月饼，递一块给爸，另一块拿起来对朱晃了晃。在玻璃的那一边，朱也拿起一块。

爸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爷儿仨会在这地方过一个中秋节。”

爸停了一会又说：“明年八月十五，咱们就能回戴庄老家过了。”

话筒离爸很近，想必朱是听到了爸的话，他放下手里的月饼，惘然地看着窗外飞起的烟花。

明年中秋，是啊，谁能预测明年等着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秋。我不敢想这一切，也不愿去想。朱示意让我拿起话筒，他说：“胡，明年中秋我们还会在一起。”

我擦了擦嘴角的泪，笑着对他使劲地点头。

隔壁7仓的家属，哈尔滨的尤老师拿着一瓶白酒走过来对我爸说：“来，大叔，咱们喝一杯。”东北人热情起来让人不好推辞，爸便和他边喝边聊起来。

酒进肚话也多了，他说他和爱人都是哈尔滨某大学的讲师，在体检时查出的再障性贫血。“要不是这病，我俩副教授都当上了。”

他爱人在仓里打来电话，让他少喝，他果真就不喝了。

我看到许多家属都围在一仓的窗前，原来是在逗仓里的小龙云。他是个一岁半的小男孩，长得粉装玉雕般的可爱，每次从他窗前走过，我都逗他一翻，一见我，他的小嘴就对着我一张一张的，他奶奶说，他在叫我“阿姨”。龙云用的是他六岁的姐姐的骨髓。由于不懂事，他老是爱玩插在他前胸的输液管，已经连续拔了六次，拔掉后就得重插，每次插管缝合时，大家都心疼地掉泪。

这孩子运气很好，有三个病人在仓里发生了超急性排斥，就他一个小家伙挺了过来。

我突然发现袁大姐一人在窗前哭，我赶紧走过去。

袁大姐是山东曹县人，我们老家隔得不远，口音差不多，不用说普通话，彼此都能听得懂对方的方言。她租的房子离我们租的地方也很近，我和她经常地来回作伴。她丈夫韩明和朱一样是慢粒，住3仓，听说这两天肾出现问题，腿跟脚都肿了起来。

“还没消肿吗？”

“没有啊，上午又开始尿血。”

夫妻两人一个在里面哭，一个在外面哭，这怎么行呢？我把她拉到一边：“袁大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会影响他的情绪的。”

袁大姐看着我。

“用药了吗？”我问她。

“从今天开始，用白蛋白了。”

“袁大姐，会好的。”

她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催款单。他们已经欠了9000元了。

“袁大姐，你再求助他的单位不行吗？他的单位怎么说？”

“入院以前我说20万就行，他们才研究同意做这个手术。说好了一次性给20万，以后就不能再给了。”

谁能为焦急的袁大姐想出一个办法来，谁知道这个城市一角的阳台上，有我们这一群无奈的人。

我避开袁大姐呆滞发愁的目光去凝望那完美无缺的月亮，去凝望那无数颗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我迷惑了。如果一颗星代表世上的一个人，那么星与星之间的差异又是多么的大。

“别让你爱人知道欠费的事。”临走时，我小声地对她说。

袁大姐点点头。

记得前几天我和爸一起走过2舱李遥晨的窗外，看到那位李妈妈正用针修补着一双布拖鞋，我对爸说：“爸，您知道吗，2舱李遥晨的爸爸是黑龙江省公安厅的领导，这位李妈妈也是哈尔滨市一个大机关的干部，听说他们的行政级别都很高，要是儿子不生病，这样的拖鞋，一定不用李妈妈去补了。”

我是用家乡的土话跟爸说的，没想到李妈妈听懂了我的话：“是啊，早就扔啦。”

一说完，她的眼泪就淌出来。

我想到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儿子来了

他非常喜欢儿子，我让家人把跃儿给送来了。小家伙在舱外的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担心太阳晒了他，他自己却不愿意下来。父子俩各拿一个听筒说个不停。儿子说：“爸爸，你闻一闻，这一回我的脚丫子洗干净了吗？”一边说，一边认真地把脚放在听筒上。朱哈哈大笑。朱幸福地告诉我，连护士都说，朱金平，你们的儿子真好。

听我的姐姐讲，我的表妹结婚那天，因我和金平没法亲临，儿子代表我们去了。农村的喜事办的是流水席，凑够几桌就开席，客人吃完了就回去，然后下一轮的客人再吃。大家都忙，顾不上他，到了中午才想起来，一看，他已经被撑的哼哼叽叽了，嘴里面还说哪：“原来结婚就是不停地吃饭呀，我都吃了六回了。”我讲给朱听，朱再次乐得开怀。

晚上11点，朱睡了，我趁着这个空儿回到租住的小屋。我轻手轻脚地推门、拉灯，灯亮了。“妈妈，”跃儿叫，一双眼睛大大地睁着。“跃儿，都几点了，怎么还没睡呢？”“妈妈，我等你。”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记不清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搂着他睡觉了。

下午曾带他去了一趟超市，就在香蕉货架前，他站住了。我知道他爱吃这个，我想了想，选了一把，可孩子怎么也不要，他说：‘妈妈，我看一看就行，我就是想看一眼，不想吃。”

灾难改变了孩子，他好像懂事了。

10月2日

正在热播献礼片。听了一位原国民党将军的回忆，虽然时过境迁，我心里还大捏了一把汗。真是头一回知道这样的事。说的是一次围剿，如果国民党某部早两天赶来，我们的队伍就会被全面包围，历史指不定就不是这样了。而国民党某部先是按兵不动，想起来的时候，天倒不给机会地下了雨，山里无法行军。

将军自嘲：这就是天时。

很感叹。历史与人生大概是一个道理吧。

夜里醒来，看见了窗口趴着的妻。她在看我。11个仓的病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此时此刻，在外面，惟有她依然守候。

一个人的她会想什么？我猜她大约是肿着眼睛的。

多希望有机会给她擦掉泪痕。谁能对我说，到底还有多大的机会呢？

10月3日

几日来，白细胞计数总在110、120上下徘徊。

10月4日

白细胞计数：260！这是吴冬青最先知道的。隔着口罩也看得见她的兴奋：恭喜你，朱金平。我猜新骨髓安好了家，开始生长啦！

真算令人激动的消息，赶紧告诉妻。看不着她的脸色，一定是红扑扑的。

10月5日

白细胞计数：500。又翻一番。

任大夫通知我，为了确认骨髓植活，等一会将做一个骨髓穿刺。

胡敏请求我打开电话“直播”穿刺的全部过程。她希望看见，也希望听见。

“完全可以！”我说。

 任大夫亲自动手抽了骨髓。当时，我身上面的手术针管还没有拔下来，他就高兴地晃动着试管说：“不用上显微镜，靠经验，靠我的肉眼，已经可以断定这是新的骨髓，你弟弟的！”天下谁又曾经历、谁又能体会这一时刻我们的心情。果然，随后的镜下检查、染色体检查和基因检查都表明，白血病细胞已不复存在，新的骨髓植活了！

（注：两个月后我的血型也由A型转变成弟弟的O型。）

弟弟的骨髓植活了，我就此告别了白血病！我欣喜若狂，恨不得把这条消息立刻告诉全天下的人。

闯到今天，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是移植以后第十九天。

10月31日

随后的日子是快乐的。如果有上帝，他肯定也改变了当初的残忍决定。我和大夫、护士都相处得非常愉快，为了早日康复，我还自编了一套基于病床的“躺着的舞蹈”，日日习练。我的精神状态感染了从窗外经过的人们，受到每一位病友家属的关注。

当我被通知出仓的时候，发觉自己在精神上对无菌仓、对这50天的仓中生活、对刚刚习惯的和妻交流的方式、甚至对天天相处的护士吴冬青都产生了一份特殊的留恋。

几乎希望自己再能在这里多呆上一会儿。

但仓外有等待我的我的妻。

我象鸟儿一样“飞”了出去。

这一次见面很难忘。那时，妻站在无菌仓入口的走道里。在拼命的激动下我们越来越近。经过了漫长的思念、揪心的担忧之后这才是世间真正的“再见”啊。

到跟前了，竟然有一种说不清的生疏使我不敢去碰她的手。她也怯生生地打量着我。

她说：“你好吗？”

我说：“当然！我是神雕侠侣的小龙女，古墓派的，艺成出山了。

我们抱在一起，妻痛哭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