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永生难忘的人和事。我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就是那年(1962年)那碗面条。
3月初,我接到所在单位(成都郊区一初级师范学校)的通知,说上级已经批准我调往玉门油矿,叫我去办手续。我高兴极了。忙忙碌碌办完调动手续,做好起程准备,便独自一人背上四个月的、需要人工喂养的女儿,跨上了由成都西去玉门的列车。
我抱着孩子,坐在吵闹拥挤的硬坐车箱里,透过车窗,眼望着一马平川、花开四野的成都平原——我的故乡,一步一步从自己的视线里退去,无法拦挡的离情别緖从心底油然而生;到宝鸡车站换乘以后,黄土地、窑洞、没有河沟的景象,让我觉得意外,感到难受(以前从没见过,以前最远只到过成都);兰州站再换车往前行,只见窗外的旷野一步更比一步不堪入目,砂石称霸的戈壁毫不犹豫地扑面而来,这时我才铭心刻骨地知道了什么叫荒凉。心底里的难受渐渐厚重起来。心想:不知我将要到达的地方是个什么鬼样子啊?
难受归难受,但整个心窝窝还是热胜于凉,喜压过忧。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有我的心上人,我是去与丈夫团聚的啊!
三天三夜的长途颠簸,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后,列车终于靠近玉门车站了,我的心呀!激动得几乎跳了出来,忙不迭地望睡着了的女儿,望窗外,望前方。
一个探家返矿的职工,一路上曾和我攀谈过不少话题。这时他问我在东站下车后是出站、还是上去南站的车?一句话问得我满头雾水,答不出话来。原来玉门还有东站和南站两个车站,可丈夫信上只是叫我给他发电报说明车次,他到车站接我,并没有说东站还是南站呀?火车就要进站了,下车后该怎么办?我急得浑身大汗,不知如何是好。好心的石油工人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出站,下车和我一同上去南站(油矿专用站)的车到矿上好了。因为,假如你出了站你爱人不在,去南站的车又已经开走,你今晚怎么办?东站距油矿还有31公里,你还得在东站住一宿,这里可乱、可不好了。
我随他上了去南站的列车。南站下车没走几步,他的单位(机械厂)就到了。我人生地不熟,背上背着女儿,两手提着简便行里,怀揣着满腔热望,雄赳赳地往前走。路,看起来宽宽的,平平坦坦、亮亮堂堂的,可我走起来却比家乡的小田埂还费劲,累得都喘气了。 一路上很少见到步行的人。好不容易碰上两个人问问还有多远,回答说我要去的地方就在上面不远,但我走呀,走呀,很久也总是走不到。我哪里晓得这宽阔平坦的路全是向上的坡哟!
眼看着天就要黑了,路两侧的戈壁滩上又很少有房屋,我十分着急。心想,还是先找旅店住下吧,要不然,天黑下来了可怎么办?我边走边左顾右盼地寻找,终于在路的右边发现了一家。我进去登记,说我要去的地方是地质勘探公司,好心的店主告诉我说,你已经到了,不用住店,并站到门口指着左前方说,你看,那有树的地方叫解放门,解放门左面坝子那边的房子就是勘探公司。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了声谢谢,抬步就走,大约十分钟就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玉门石油管理局地质勘探公司。终于到了。我焦急的心情顿时欢快明朗起来。
天开始黑下来了。大大的公司机关静悄悄的,我敲了好多扇门才敲出来一个人,此人正好是我丈夫的好朋友汪。汪惊诧地望着我说: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小何不是到东站接你去了吗?我的心陡然间成了空白,无话可说,无力思索。汪把我带到他们叫值班员宿舍(机关单身职工宿舍)的一个大约四平米多宽的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单人上下床和两把木椅就什么也没有了。汪指指下铺说,这就是小何的床。
汪把我安顿下来,便到职工食堂为我买饭去了。
不一会儿,汪拿着一个又圆又大(我没见过那么大)的烧饼回来,我刚接过烧饼还没开始吃,一个壮实的,约摸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踏进门来,他圆头圆脑的,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笑眯眯的望望我,正要说话看见了我手里的烧饼,立刻对旁边的汪说:人家刚刚从南方到这里来,怎么就给人家吃烧饼?拿回去,叫炊事员煮碗面条来。果然,汪把烧饼拿走了。过不多久,一个炊事员给我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里面有不少油花花,还有鸡蛋花,是我三天来最可心的一顿饭了。要知道那是1962年,是我们国家经济上最贫穷、人民生活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当时的口粮是定量供应,我在四川的月定量是18斤,丈夫在玉门的月定量是21斤,肉、油、蛋之类的副食基本上是没有。
那人走后,汪告诉我说:刚才那个,是我们的党委书记,石万福石书记(那时我丈夫是党委组织部干事)。听了汪的话,我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想:对我这个尚无单位的职工家属,这位书记都如此热心关照、体贴入微,他对群众的高度关心,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就可想而知了。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晚上,忘不了把烧饼拿走又给我送来的那碗面条,忘不了共产党的一位好书记——石万福石书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