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房子，就是搬家，把母亲接来。乡下的地扔了，房子也租了出去。那条被留在家中的狗最终也饿死在门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只能这样。

    母亲渐渐感到了不适应，心慌，电视看来看去，看了什么一点不记得。她是一个干了一辈子农活的乡村妇女。她必须得干活，就像太阳出来，人们必须得起床一样，天经地义。

    但我是没什么“出息”的人，自己的工作都成问题，怎么给她找呢？好在她自住过来，很快就认识了一大批朋友（我认识的新朋友比她少多了），那些朋友们乐意帮忙。当然，也无非是钟点工、扫马路之类。我反对。反对无效。她穿上制服扫马路去了。

    没多久，她就回来了。干不了。不是因为苦。能有多苦呢。比起她和父亲的当年，这点苦简直不值一提。而是，她忍受不了有人管着她，忍受不了被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指使、训斥。于是，她心情越来越坏，脸色因之越来越差。有时扬言要回乡，开始我还阻止，后来也不阻止，因为我知道她不会真回去。她放心不下我，她总认为我离开了她，一定会衣衫褴褛，饿死街头。

    突   然有一天，她回了趟老家，带回来一柄锄、一把锹及几袋菜籽。她要种菜。在哪儿种呢？她说，距离我们小区五里外有个荒山坡。许多人都在那儿种菜。施肥和除虫怎么办呢？她好办：既无粪肥，那就托人用塑料袋捎来小包小包的化肥；没有喷雾器，空的洁厕灵瓶子可以喷药。按她的话说，这世上果然没有难得了人的事情。于是她又和以前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起来，不亦乐乎。黑了，但胖了；裤脚脏了，但眼睛神多了。

    我的家里再次出现了新鲜的蔬菜和相关的泥土。她把这些沾泥带水的蔬菜扛上高高的七楼，烧煮给我吃。她的烹调技艺很差（勤劳的乡村妇女的烹调技艺都很差），但这种新鲜这种环境下的蔬菜种植和劳动本身带来的东西弥补了这一点。我也挺高兴的，吃得挺香。吃不掉的，送她的朋友们。再吃不完，那就搬到菜场去卖点小钱。

    但 我从来没有去过她开辟的那山坡田地里。听她说，因为是山地，不像老家的地那样便于开垦。但即便如此，她算了算，大致也东拉西扯地开了将近一亩。有那么一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她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下楼去找，但只能止步于楼下，因为我居然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后来，她一身雨水地回来了。我想，就请老天让我的母亲在泥路上多跑些年吧，即便她最终必将倒下，也让她爬上七楼进得家门再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