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记忆中，父亲的京胡总是高高地悬挂在墙上，从没见父亲拉过它，只是常听母亲不无自豪地说，父亲在部队时，常和一位参谋合作，父亲拉琴他唱，有板有眼呢！

那时父亲很少在家，他的工作总和农业有关系：公社副书记、电灌站长，堤防所长，植保站长，拖拉机站长，社教队长、学大寨工作队长……印象中的父亲，总是行色匆匆，骑着他的波兰产自行车，十天半月回来一次，又总是晚回早出，只偶尔能见他用布掸掸胡琴上的灰。文革时他被打成走资派，蹲了学习班，几个月也难得见他一次。母亲当街道主任，也难逃劫难，自顾不暇。这时家里便成了我们的天下，平时不敢翻的东西，都被我们翻个底朝天。父亲从部队转业时保留的一套崭新的军装、武装带、文件包、大檐帽、肩牌领章，被我们分别披挂在身，着实在街坊中风光了一番。父亲买的一箱子书，也被我们当作封资修大毒草，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唯一剩下的两本，一是《联共（布）党史》，一是《社会科学知识》，让我好奇地读来读去，并打包在了插队落户农村的行李中。父亲的柳条箱中，还有一只黑色长箫，也被我们吹来吹去吹不出个名堂来，干脆做成一只竹竿枪，在打群架中成了别人的战利品。最后觊觎的，便是父亲的京胡了。

终于有一天，让弟弟在大门口看风，我踏着小木凳，抖抖地从墙上取下京胡，学着说书场里琴书艺人的样子，像模像样地锯了起来。那尖利嘶哑的啸声令我们兴奋异常，连邻居小孩们都跑过来好奇地围观。开始时，拉完后就放回原处，后来胆子大了起来，哪里拉哪里放，被母亲发现了，也没打我们。有一次父亲回来了，母亲还对父亲说：“你儿子在学拉京胡呢！”父亲似乎很高兴，把二胡拿下来，先是有板有眼的拉了一曲老京戏，然后纠正我的姿式，又在纸上画上指法图，让我按着练习。我拉的曲目是样板戏，不长时间就可以给街坊中的样板戏爱好者伴奏了。

但京胡的悲剧也随之而来：由于蹦的弦太紧，二胡的蟒皮破裂了。我们急得要掉泪，母亲便用胶布糊，用厚塑料纸蒙，都不济事。最后是听了说琴书的老秦的话，买了一条大黑鱼，剥下鱼皮来，晾干了蒙上。拉是可以拉了，但黑鱼皮到底不如蛇皮，软软的，拉出的声调实在难听。不久琴弦断了，商店买不到，发现琴杆上缠着一圈圈的丝弦，就将那丝弦解下来当琴弦。弓弦上的毛越来越少，就去马车社摘马尾巴。总之，不到半年，京胡便在我们的精心摆布下，面目全非，半伤半残。

父亲那时无暇顾及他的那些藏品，不断地在一个个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折腾着。直到文革后期，他的工作才稳定，也很少到乡下去出发了。这时，他不仅又飞买了许多书，还买了一把新京胡和几十盘京戏磁带。但真正听到他拉京胡，却是在他离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