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设置：一斤白糖 |
那是1976年的夏天，和公社会计以及其他大队的几个知青，结伴去县城开会。回来的路上，会计说他想买一斤白糖，留当药引子用。几个知青推荐由我来办，因为我母亲是街道主任，应该可以走后门买到。于是我就收了他的五角钱。那时白糖是凭票供应的，城镇户口每人每月也就是二两，走后门买一斤白糖，也是要好大面子的。
母亲听后，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买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将白糖拿回生产队时，已是一个月后了。我一方面让人捎信让会计来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时捎给他。但此后，却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眼看那包糖的草纸一点点由潮到湿，急得没有办法。有一次去一个大队开现场会，还把那包糖带了去，可惜没遇到，又拿了回来。还有一次开会时遇到了他，却没有带白糖，急得我脸通红。
包糖的草纸终于湿透了，看着已经有些发粘且已从纸中渗出的白糖，我只好拆开纸来，将白糖放进玻璃瓶里。这一放，竟然放了一年多，夏天到了时，白糖已经化出了半瓶子的水，味道也已有些怪，这时已不再想将白糖如何交给会计了，而是想法把五角钱还给他。
直到考上了大学，离开了生产队，也没再遇到那会计。一恍又过了十多年，那时我已在本市报社工作，有一次下乡采访，在我原来下放的那个镇，竟然遇到了那会计。没想到他一下认出了我，而我，也很快认出了他。久别重逢的亲切中，竟然想到了那一斤白糖的事。忍了又忍，终于在中午吃饭时，借着酒劲，说出了我的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内疚，谁知他哈哈大笑，说“竟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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