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交流的尴尬，在于本意与解读之意的大相径庭，你明明说的是黑，人家却说你说的是白，明明你说的是是，却偏偏说你说的是非。当然，有的解读虽然与作者的本意不一致，但又确实符合文字语言客观的表达，这应是智者的解读。但另外一  种断章取意的解读，不仅屈解，而且还要强加于人，那就是一种愚莽之举了。
    我曾在《彭城晚报》副刊的右上角，发过一篇不足千字的题为《电视书房》的随笔，写我由于住房紧张，书房和客厅在一起，戏称为“电视书房”，并由此生发出一点感想：像我这样一个非学生非学者的读书人，在住房紧张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专辟一间叫“书房”的屋子，伏在书桌上装模作样的读书。我理想的读书状态，便是何处何时都可读书，边看电视边读书，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呢！那文章登出后，很得一些读书人的共鸣，以为非功利的自由自在的读书，才是读书的美丽境界。
    没想到的是，一周之后，一位文友打来电话，说我的《电视书房》遭到批评了，批评的文章发在和晚报同在一城市的《徐州日报》上。于是我赶紧找来那报纸，也是在副刊的右上角，不过文章却要比我的长了一倍，题目是《不要太随便好么》，作者署名“文征”——一看便知是文章征讨之意。那文章开头说有位读书人宣称他要自由自在地读书，这无可非议，接着质问道，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别人在书房里读书呢？那些求知识的学生，那些搞研究的学者，不在书房里正襟危坐的读书能行吗？接着又分析道，我之所以对书房里读书口出不逊之词，是因为“没有书房嫉的”。文章写到这里，作者似乎有些义愤填膺了，于是上纲上线道，我提倡自由自在读书，正是社会上媚俗风气的反应，与那些媚俗文学媚俗文化媚俗艺术等等等等，都是一路的货色，是必须引起有识之士正视不可等闲视之的。
    我当时真看得一头雾水。这说的是我吗？这批评的是我的文章吗？无论是作者的署名，还是行文的风格，整一个文革造反派的大批判，就只差没把那“媚俗”一词换成“资产阶级思想”了。看这样的文章，骨子里冒着凉气，庆幸文革早已是历史陈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呢！
    其实对于文章的争论，我向来是持平和宽容态度的。因为我也常写文学评论和杂文，与人辩驳。但有一点，挑别人的剔必须实事求是，引文必须符合原意，切不可断章取义，把人家文中没有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是辩论的最基本的前提，离开这一点，辩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但这篇文章对我文章的断章取义是明显的。我在文中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读书方式，而且是在没有书房情况下的一种自我安慰。，总不能没有书房就不读书吧？如果我真的是在嫉妒别人有书房，真的是在反对学生求知专家治学的苦读，那晚报也不会在显要位置登我文章的吧？而我的文章恰恰开章明义就强调了我既非求学的学生，也非治学的学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而已。至于媚俗之说更是荒诞不堪了，因我写的许多杂志恰恰也是反对媚俗关注人生的，而且我在这篇文章里，也是在提倡环境不好时也可以尽享读书的乐趣，这怎么能叫媚俗呢？
    耐人寻味的是，那篇批判文章，既没有点我的名（我用的是真名），也没有点文章的名，只说是一家晚报上的文章，但断章取义引用的原文，却正是我文章里的。这样一来，没读过我文章的读者，便无从拿原文印证，只好认定他的断章取义批判的正确了。这一点最令我不耻，若真是铁肩担了道义，为何不敢署真名，为何不敢指出我文章的题目和所登的报纸。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旦引了，读者自会明断，他本人也便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有可能自己成为别人批判的靶子呢！看来这作者也是熟谙大批判之道的呢！
    读那批评文章时，我当时真有些屈辱之感，想写一篇反驳的文章。但转而又一想，如若读者看过我的原文，读了这文，自有明断，我不必多嘴；如若没看过我那文，也不知此文是批我，我也没必要多舌。正是是非自有公断吧？其实我也心知肚明，就是写了反驳的文章，又到哪里去刊登，没看到那文章出笼之快，当也是有些来头的圈子里人吧？
    不过我还是给那副刊编辑去了信，说明我的观点，并附上我的原文。很快那编辑来了信，说对不起，她没有看到我的原文，并希望我有宽容之心，并说有争论不是坏事——争论当然不是坏事，可这样的争论，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看了这年轻女编辑的信，我真的也无话可说了。

200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