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炜娜

　　陆天明（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陆天明住在远离市区、一个十分幽静的小区。家里的陈设很简单，却打扫得一尘不染。一壶香茶，陆天明与记者畅谈自己的文学道路以及他对文学创作不变的追求。

　　问：如果从1973年话剧《扬帆万里》算起，在这30年的创作历程中，从早期的知青文学，到中期的《泥日》、《木凸》，再到最近这几年的反腐作品，您的这种创作脉络是怎样形成的？

　　答：这种创作脉络的形成跟我文学观的转变有关。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处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所以文学理念也一直处在动荡中。创作《扬帆万里》是在“文革”中，那时我对文学的理解非常简单，认为只有革命和党才是文学。这一阶段大概持续了将近10年。拨乱反正以后，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作品，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坚持的这种取消文学本身存在的观点是片面的，我感到很惶恐，也很痛苦。于是开始寻找新的文学创作道路，想要找回艺术创作中的自我，恢复文学个性的存在。这一阶段又持续了将近10年，创作了像《泥日》、《木凸》《桑那高地的太阳》这样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创作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这样的当代现实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对文学的功能又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要个性化，但这个个性化不能脱离了社会和时代，一旦走向极端，文学也将不文学了。

　　问：您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越走越成功，我想主要是因为您一直在寻求突破，关于今后的创作方向，您能谈谈吗？

　　答：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使文学作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同时保持一个高的文学品味？也就是说，创作怎样才能做到既让大众喜欢，为社会关注，又使作家的艺术个性有一个充分的表达？《泥日》、《木凸》充分彰显了艺术个性，而反腐作品，是大众喜欢、社会关注的，如何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可能是我努力的方向。我在今年进行了尝试，刚完成了一部新小说，题材仍是当代的，但以西部生活为背景，侧重探讨人性在这近二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希望能有所突破。

　　问：您自己似乎曾经说过“一直渴望着做另一种文学”，这“另一种文学”是怎样一种文学？

　　答：我说的“另一种文学”是针对前些年文坛风行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东西说的。当时风行文学就是一种个人内心的游戏。我从不把文学当作游戏，而是作为很崇高的社会理想来从事。我一直渴望做的文学是一种参与文学、一种大中国文学，这是我心中的真文学。文学要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时代变革。是否关注当前、关注大众，首先涉及到一个作家的责任感、道德良知的问题。另外，从人文精神重建的角度考虑，提倡文学的参与性在我国当代还有特殊的意义。当代的中国正处在剧变的阶段，任何人都应该在这场剧变中承担他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作家更不能逃避。文学必须全面的反映人性。我所说的大中国文学就是能够真实地表现人性中复杂的崇高的宏大的一面、能展现民族性格的动人之处的作品。

　　问：您的电视剧及同名小说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您在大众化创作中有没有什么制胜法宝？

　　答：一部文学作品让精英接受和让大众接受是有区别的，但能让亿万读者感动的作品一定是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感受。就我自己的创作体验而言，想在大众化路上走成功，作家首先必须要把大众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前提。此外，一定要抓住和读者、观众心心相印的东西，贴近大家的心愿。

　　陆天明小传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国家一级编剧。作品有《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等，近作《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

　　新闻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